一个画家光想着卖画 究竟能走多远

画家卖画，自古有之，以自己心智性的劳动，换取润格，没的可说，这就你农人卖粮食，匠人卖手艺。

古代画家，卖画风行，除朝庭供养的翰林画家外，业余画家皆造画而卖，一家老少嘴巴张着，全靠那杆毛笔，那点颜料。荆浩隐藏居太行洪谷，靠“山水”沽酒，王冕遁于九宫山，靠“梅竹”养生;石涛“收尽天下奇峰”，维扬盐商视为珍宝，郑燮掷去乌纱，扬州市面“瘦竹纸贵”。古之卖画最堂而皇之者，要算狂逸不羁，玩世不恭的唐伯虎，他直接在画上题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近代，卖画之风比古代更盛，不仅卖中堂、条幅，也卖扇面、手卷。北方以北平为中心，南方以上海为据点，北方最著名的有溥儒、齐白石、祁昆;南方人就多了，包括赵之谦、任伯年、钱慧安、吴昌硕、贺天健、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等等几代人，统称“海上画派”。近代人与古代人相比，有了更先进的手段，可以直接把价钱登在报纸上，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愿打愿挨。

近代画家又是什么价位呢?这当然视名头和画质而定。就拿吴昌硕1922年登在上海《申报》上的润笔为例：堂匾三十两，斋匾十二两，楹联五尺十两，六尺十四两，山水花卉加三倍，印章每字四两，题诗跋每件三十两。当时“一两”大约合银洋壹圆四角。如果按这个价码算，当时吴昌硕一张四尺整张的花卉，大约要一百二十块银洋。而鲁迅呢?也是在这时写了一篇小说，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收到的稿费只有五圆。而像胡适、辜鸿铭、蒋梦麟、马叙伦这样的名教授，当时的月薪是280银洋，有时还拖欠。所以，在那个年代像任伯年、吴昌硕、张大千、宋美龄的老师贺天健等人，日子都美美哒，拿上海话说：伊拉是小开，天天开洋荤!

傅抱石也有一个卖画的故事，解放前他在南京办了一次画展，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也来捧场，展览时许多画上已贴上红纸，写着：已售。价格在1000至3000银洋不等。展览结束后，他就用这笔钱盖了一幢简易的小洋楼，窗子还在刷油漆时，南京就解放后了，他怕别人说他是剥削阶级，吓得几乎没敢去住。

中国画家并不都是向钱看的，也极讲人情，中国有求字索画一说，朋友之间感情到位了，送张画可以长久纪念。

吴冠中就说过，我也主动赠画给人，比如为我治愈疾病的医生，比如朋友、学生和真正喜欢我画的人。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洋人差别很大，西洋人没有讨画一说，你看上了，你喜欢，你就掏钱，即使是戴高乐、蓬皮杜、密特朗，他们也不会向人讨画，西洋人的脑子里就没有这根弦。在西洋人眼中，仿佛付钱就是对画家最大的尊重，他们想要得到画，就会去画廊，去拍卖公司举牌。

改革开放之后，画家卖画最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还没有拍卖公司，也很少有画廊。虽然工艺美术商店进出口柜台会有一些，但要外汇券，是卖给外国人的。那时候卖画买画，仅仅限于私下交易，人数也仅限于少数画家。

我曾经听过画家亚明的一位学生，讲述亚明第一次卖画的故事：日本人到他家来买画，他换上最干净的衣服，坐在画案前，表情严肃。他也不客气，劈头盖脸地对日本人说：画是我的命，钱是你的命，你要，咱们就以命换命。这位学生说出这个细节，我忍俊不禁，这哪是卖画，而是这位新四军老战士，把卖画上升到政治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