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在德国举办画展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说:你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人得志时可以去遵循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干一番事业,成就自己的抱负;不得志的时候则有道家来支撑,寄情于自然丘壑,与天地相往来,达到“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境界;对社会或工作绝望,看破红尘了,可以信奉佛教,从禅思、禅趣中获得人生感悟与解脱……我对他的见解非常赞同,也惊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我接着解释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爱”,它解决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这一点,与基督教倡导的仁爱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仁”是一种普遍的爱,泛爱大众,提倡博爱,使人向善,注重德行,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以霸服人;道家“上善若水”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是道家的追求;佛家的“明心见性”“澄心观照”则让人达到无欲无求、寂静高雅的境界,解决了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解决人自己心的问题。一个人同时有这三种修养的话,可以调养自己的身心。得志时不要太张狂,失意时不要太悲观,绝望时还有追求。
这三种文化,散发着永久的人性光芒。其中既有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也有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优良品格,以及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精神,这些都对中国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同时主张思想的多元开放。它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或外来文化各家各派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和外来文化不断融合,形成新的传统并生生不息。
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结合,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形成了以解放、革命、改革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文明精华的结合体,说白了是两个文明集聚的“合金”,是两个好合一个好的文化,这样独特的文明体,是多元融合的结果。
这也不难理解中华文化不仅在轴心时代文明中占有重要席位,而且至今绵延不绝并愈发辉煌灿烂。如果是这样,请问:这种文化体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秉持一种文化自信呢?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就是和谐适度、不走极端。其实,中庸之道就是黄金分割线理论,也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极致。当然,我们也犯过极“左”、极右的错误,我们曾经历了创作上的“假大空”“红光亮”时期,也画过概念重复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20多年前,我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全军美展,一个外国理论家看后对我说,你们这个画家太厉害了,这么多画,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满满几个大厅,他身体真好,太了不起了。我一听,急了:“这不是一个人画的,这是成百上千人的作品。”这件事同时让我反思:那时我们的作品确实是千篇一律,没有个性。艺术总是向前发展的,最终,我们还是回到中庸——黄金分割线上,没有犯推倒重来、颠覆性的毛病,而是既强调个性,也强调质量,选择有质量的创新。现在我们强调中国画的“独特性”,油画强调“民族性”,装置雕塑、声光电等现代实验艺术强调中国特点,强调我们的独特发现,等等,都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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