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策展“兰室长物” 文房复苏彰显文化自信(2)

清代何绍基（1799-1873）行书唐张彦远论画团扇

近代，齐白石，工笔，虫草，麻布，43×14cm

    文房种类繁多，百奇千怪。虽出现有早晚，成熟分先后，而至清代堪称无物不有，无饰不精，包罗万象，出人意表，蔚为大观。上下数千年的绚烂文房艺术文化，是我国独有的文化见证、艺术瑰宝，是先民中能工巧匠与文人雅士才智共融的智慧结晶，弥足珍贵。

    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里，文房一属冷落寂寞，且一切趋于简约，甚至无奈地被归为“四旧”，打上封资修的印记，可悲可笑可怜。好在，俱往矣，否极泰来，改革开放这三十余年，祥和宽容的氛围，传统优秀文化的被重视，人民生活质量的大提高，以及审美意识的进步，文房的制作和收藏日新日日新地在迅速复苏，同时也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回归和拓展。文房具其实用性似有减退，但是赏玩性存在感却在递增。无论能工巧匠还是受众乃至藏家，都对文房器物有着求美、求巧、求别致、求个性化、求现代性的高上追求。

    这次由我策展的《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特展》，汇集了海内外十位低调藏家的庋藏。对参展藏家的无私支持，令我感动。此展文房类的书画、石墨、杂件达六百件，跨度三千年，自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至近当代，不乏孤品、珍品、妙品，足资观赏。

    然而收藏，对于藏家永远是“家蓄万物，犹缺一物”留有遗憾的乐事。对于这个展事也是如此，“十全十美”、“一网打尽”显然是不现实的。好在这只是一个开始。相信以后一定会有同道能人，乃至公家馆院，以更精博的展示，来弥补我力不从心而显见的不足。期待着。

    文房：文人的精神家园

    韩回之

    中国古代文人好文擅艺，然其审美情趣，当以宋代为勃发源头。彼时的士大夫在公务之暇，多寄情于琴、棋、书、画，其场所即为之特辟的书房。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有云：“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可谓描写了理想化的书房环境。

    文房，读书写字赏艺之地也。古代文人书房中除了赏玩摆放的大器物，最为实用的是笔墨纸砚，所谓“文房四宝”。墨，在古代除了日常使用，还会被用来制作礼品，或用以臣子对帝王的进呈，或作为文人相赠的风雅伴手礼。清吴大徵以自己收藏的楚错金铭文龙节为模版，制作了同款龙节墨恭送同好，可以说将自己的珍爱、得意之情表现得恰到好处，“雅贿”而不浮夸。

    笔，古有“退笔三千”之说。旧时，尤其是唐宋元时期，毛笔非一次性消耗品，笔头是可拆卸的，颓萎而换之，笔杆作为可长期保留使用之物，就生出了很多讲究。从材质的奢华上看，有翡翠、白玉、象牙、雕漆等。宋元时流行木胎笔杆，其上以髹漆彩绘、剔犀、雕漆、嵌螺钿等手法装饰，笔杆相对较轻，更宜把握使用。

    砚，不易损坏，是流传下来最多的文房，但也是俗物最多的遗存。然而出人头地的文人对砚台的追求乐此不疲，往往择良石佳材，再聘名工大匠精雕细琢。选上等好木材，或紫檀、或花梨、或乌木，整挖拼嵌以为匣，上嵌珠玉金石，以显文心玲珑；再于砚、盒之上题跋以抒怀明志，行、楷、章、草、篆、隶各具风骚，无论繁复抑或简洁，皆各有乐趣。清大西洞包袱砚，原配红木匣，为常熟沈石友旧藏，上有近代金石巨匠吴昌硕题跋，入载《沈氏砚林》。后流落东瀛近百年，为现藏家多年寻觅终购回。

    至于纸、墨之用，也是讲究多多，不说也罢。然倘使言及文房以为即是四宝，那就以偏概全、知一忘百了。屠隆《考槃余事》中记载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十五种文房器玩：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箫、麈、如意、禅灯、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其实，文具之数，又何止这些。

清荷叶翡翠洗（珊瑚勺）

清田黄冻石

    譬如砚屏，置桌案之上于砚端以障风尘之屏。也有说法是因为油灯、烛光令墨水产生折射光耀眼，故用砚屏以避之。传砚屏始于宋代苏东坡、黄庭坚二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古无砚屏……自东坡、山谷始作。”近代微雕大师于硕（啸轩）制作的砚屏，于三寸象牙板上刻严子陵富春垂钓图和钓鱼台赋，刀刀传神，不但贵在小，且贵在精妙，其字微如蚁足，放大观之却结体扎实，具有苏东坡书法的韵味，可谓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

    再有如意。脊背瘙痒，搔之不及，用此器挠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自战汉时期引入中华，在魏晋时广为流传并逐渐发展成了文人所持风雅谈具，至明清时更是转化成附有吉祥含义的陈设器。玉石、翡翠、竹木、漆器各种材质皆有，其上饰以吉祥纹饰。古人云：器必有文，文必有意，意必吉祥。如意，早已摆脱原本的意义，从器型、材质到装饰，无不表现吉祥的主题。

    还有范制匏器，也是文人之爱。从小就给葫芦套上磨具，古代用瓦，近代用石膏，在葫芦长大的过程中，让模具的反纹印在葫芦表面，称之为坐范。范制匏器起源于明代，至清代颇受皇家重视。康熙帝曾于瀛台丰泽园内广种葫芦，并设专人管理督造，生产出诸多清朗典雅的模制匏器，其制作工艺之精巧，产品种类之纷繁，领导标新，风神别具。在彼时，是远精贵于官宦器的奇品。

    中国文房之道，当以实用性与仪式感并重的自娱为最高境界。其意趣深邃，涉及艺事层面广袤，范围可广至园林室庐的营造、花木水石的栽植、舟车衣饰的乘服。用赏类则以文房用品笔、墨、纸、砚等四器为主体，进而游艺于鼓琴、焚香、弈棋、试茶、临帖、观画、刻竹、饲鹤等文人热衷的生活雅趣。文人崇尚自然，是由文房中的百般精致雅逸的陈设，追逐模拟创造着理想中的自然。而在自然生态中，瘦梅病柳、石之皱瘦漏透、冬日养虫啼鸣，园中饲鹤相嬉，同样是文人之爱，情怀之寄。

    文房四宝仅仅是个大概念，四宝也只是一个虚数词，除了笔墨纸砚，文人所有的爱好与制作都可以归为文房。文人用器就如同文人的情感一样具有多元性、开拓性。它们材质多样、工艺繁复、形式多变，从中可以玩味古代文人多彩丰富、不一而是的审美情趣，乃至文心与匠艺结合所产生的匪夷所思的艺品妙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