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10日，我生于河南邓县西乡姚营寨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8周岁以前不曾认字。进入9岁的时候，起初由父亲教我认字，几个月后开始入私塾读书。在私塾读了一年半，考入教会办的鸿文高等小学。三年后到信阳一家教会中学插入初中二年级读书。这是1924年的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冬天，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退到鸡公山，国民党军进入河南。信阳一带顿时战云密布，局势紧张。教会命令学校提前放假。我同我的二哥和另外两个学生从信阳到了驻马店，然后向西，往邓县奔去。走到唐县或泌阳境内被李水沫的杆子抓去，我二哥成了“肉票”，而我成了土匪头目的义子。过了大约一百天，到了第二年春天，杆子被地方小军阀联合红枪会打散，我回到家中。抗战末期我写了一部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长夜》，就是写的这一段生活，反映20世纪2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重要侧面。

从此以后，我失学在家。直到1929年春，我到开封寻找出路。一位同乡学生替我造了一张假文凭，暑假考入了河南大学预科。因为入学后不久就积极参加共产党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政治斗争，第二年暑假被捕。被释后继续上了一年学，到1931年暑假，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理由将我开除。挂牌开除的那天午后，一个同学借给我十几块钱，叫我立刻逃走，免得第二次被捕。我很快上火车逃往北平。从此就结束了短暂的学生生活。

开封的两年学生生活，是我一生的关键年代。第一，中国共产党当时在白区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它使学生运动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但政治思想方面却教育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我当时参加了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学潮委员会和其他活动，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第二，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我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常识，对我以后的学习起了启蒙和引路作用。第三，我到开封的时候，文学界正继续鼓吹普罗文学运动，同时大量介绍苏联的新作品和文艺理论。虽然当时我国所谓普罗文学的作品犯了作家缺乏生活和艺术粗糙的毛病，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积极的冲击力量，它呼唤着文学青年们投身到革命的政治斗争中去，用文学为武器同反动势力战斗。它的积极方面，对我有巨大影响，使我对文学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第四，在河南大学预科学习时期，我读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精神、方法和严肃态度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同时我从当时方兴未艾的古史辨派也受到了很大启发。此外，当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运动正处在草创阶段，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讨论甚为热闹。我对这一运动也很感兴趣，阅读了一些论辩文章。以上三种文学流派给予我综合影响，对于我以后的发展道路关系很大。第五，我在拥护新文学运动的同时，也很爱好古典文学。我不停留在一般欣赏，而能从古典文学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在少年时代我就学了些文言文的写作方法，包括不很严格的骈体文。日后读书渐多，这方面的修养也有所增进。

从19岁到27岁，我读书很杂。读书杂，自然影响我不能专力学写小说，也不能多读新文学作品，好像走了弯路。但是到中年和老年，我深深感到青年时期的读书杂、涉猎多，对我很有好处，它丰富了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常识。我今天在小说创作中能获得些微成绩，能开辟我自己的道路，与青年时代打的基础不能说没有关系。（河南大学 姚雪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