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精准扶贫恒大两年帮扶毕节12.73万人脱贫

从2016年4月开始，他们分三批、花了150多天了解了每一个贫困户的家庭现状和致贫原因，也掌握了每户老百姓的具体脱贫意愿。

“我们有张信息表，统一的，上面的信息全部要问到。”钟明川说，入户调查有点像大学时做的问卷调查，但严谨程度和花的功夫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用“跋山涉水”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入户调查工作，再贴切不过。

“有时候一个乡要跑半个月，碰到那种住得特别偏远的，一天下来也就只能调查个一两户。”钟明川回忆，他们去调查时，往往把车子开到不能通行的地方后，换乘摩托车或步行，单边花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到目的地。时常，他们还会遇到贫困户家里没人、等半天也找不到人的情况。

参与入户调查的北京姑娘李鑫还碰到乘坐的越野车后轮打滑、悬空在峭壁外的惊险时刻；她的同事万骅坤也曾驾驶车辆冲下山坡，好在被树挡住，“捡回一条命”。

万骅坤向澎湃新闻介绍，车辆爆胎、同事被狗咬、刚通过一段路就滑坡这样的事情，他们都遇到过。“原来我们走山路要拿根棍子，后来换成了登山杖，方便我们过河时探路、或者在树林里驱赶蛇。”

也是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钟明川明白了“扶贫在与时间赛跑”。

2016年6月，钟明川前往大山苗族彝族乡柏杉村白鹤组走访贫困户陈吉军家。那座山头上，只有陈吉军一户人家。“夫妻俩、加上三个孩子，一家五口挤在一间茅草房里。”钟明川说，陈吉军家符合易地搬迁条件。但他后来得知，他走后没多久，一场暴雨导致陈吉军家的房子垮塌，在屋内睡觉的陈吉军被砸身亡，没能等到搬进新家的那一天。

队员们在村民家里了解情况。

凤山乡银川村82岁的张正英也是如此，在搬进新家的几个月前，张正英的老伴就去世了。万骅坤说：“时间真的不等人。”

比照大数据“做蛋糕”

参与入户调查的何万化告诉澎湃新闻，他们调查时有当地村支书、乡镇干部陪同，除了要核实贫困户基本信息、贫困现状和致贫原因，定位贫困户家庭经纬度信息，拍摄记录贫困户家庭情况、生活环境等照片外，还要宣传恒大产业扶贫、易地搬迁、吸纳就业等一揽子帮扶政策，通过摸底、宣传，了解贫困户发展意愿，为高层制定具体脱贫措施提供参考。

每走访一户贫困人家，他们都会帮贫困户算养牛、种菜、务工或者搬出深山老林之后的收支账，特别是一些不放心搬迁、想继续维持现状的贫困户，他们会想办法引导和劝说贫困户接受他们的帮扶措施。

当一个村的入户调查完成后，恒大员工要将整村贫困户的调查情况进行汇总后装订成册，同时录入他们自主开发的系统里。

在大方公司的办公室里，像这样的册子被整齐摆放在书架上，389个村一个不少。

恒大自主开发的“毕节市精准扶贫数据调查收集系统”。

翻开《大方县绿塘乡丰产二村调查情况档案册》，上面记录着该村147个贫困户的详细情况，包括有肉牛养殖意愿的有多少、愿意易地搬迁的有多少、全家无劳动力的占比如何、经核查不符合贫困户条件的有多少等等。

方煜琛说，随着技术条件的日趋成熟，如此庞大的数据分析起来已相对轻松：以前，同事们去入户调查时，要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回到办公室再把这些数据录入到电脑里；如今，他们只需打开微信上的“扶贫云”小程序，就可在入户调查时录入数据。同时，系统会及时对新录入的数据进行更新处理。

澎湃新闻了解到，恒大的扶贫措施主要包括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发展教育扶贫、吸纳就业扶贫、贫困家庭创业扶贫和特困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等六个版块。

简单来说，恒大投的30个亿，就花在这些地方。但具体到每个版块、每个项目该投入多少，就需要建立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大数据分析。

“比如，在产业扶贫中，我们一共要建335个肉牛养殖基地，最后（这个数字）为什么是335，而不是334或336？这个不是我们拍脑袋决定的，很大程度上，这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每一户贫困户的意愿来确定的。”方煜琛说，确定了“蛋糕”的大小后，再确定需要投入的资金，然后根据不同的需求“分蛋糕”，这样就不会造成“蛋糕不够吃”或“蛋糕吃不完”的情况，即资源没有得到最合理、最优化的配置。

因病致贫男子重燃生活希望

大数据有了，但57990户贫困户，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如何避免“一刀切”，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又成了摆在扶贫队员面前的一道坎。

每个村的入户调查的情况都被装订成册，作为资料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