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造假——千年难题仍难解

有人送一件青铜器去鉴宝，号称西周遗存，专家仔细鉴定后说，这哪里是什么西周的，明明是郑州的，而且是上周的，出自老周的，你是孙子小周吧?(必须申明，我对郑州和周姓没有丝毫不敬)

千万不要把这个段子视为一个笑话。

艺术品造假史，尤其是书画造假史恰如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所指出的：“书画之作伪由来已久，为之精者每有混珠之可能，今世存古玩十九皆鱼目也，鉴别者若不深悉其作伪之内蕴，而徒从事作品之判别，鲜有不受其骗者。故其作伪之道，因物因事而异，方法殊难。”据载，自三国时期起我国就有作伪的记录，晋代书画临摹作伪初具规模，隋唐盛行，宋以后泛滥，沪上张泰阶者集晋唐以迄明代书画二百余件，居然编成《宝绘录》，所录皆为伪作且公开播布，可谓厚颜无耻、狂妄至极。清代吴修在《青霞馆论画绝句》中作诗以讽：“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越清、民国至于今日，已形成全国性、规模化、科技化、产业化之势，尾大不掉，不可收拾矣。

作伪的界定存在极大的困难，比如出自学习的目的，一般就称之为临摹，并不视之为作伪，如梵高临米勒的《播种者》，习书者临颜、柳、虞、欧等;比如，被指定的机构利用高仿技术印制的书画作品，也不视为作伪，如荣宝斋木版水印;比如，文博部门对古代碑碣进行有组织的、一定量的拓印甚至销售，也不视为作伪，如西安碑林博物馆;再比如，世界级的大师为了满足一部分的市场需求，进行限量版的复制，也不视为作伪。

梵高临米勒的《播种者》

我且尝试着对作伪给出一个定义：对剽窃自他人的艺术创造物进行复制、仿制，以私下或公开方式进行销售谋取私利的，影响他人艺术判断和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该定义无法涵盖和明确的内容不应该被忽略，反而需要深入研究其悖论之原因：

造假并非对原作者完全无益。造假虽降低原作者艺术品质，但有时也会对原作者的市场起到提升作用，扩大其影响力，明代的沈周、文徵明，清代的王翚，当代的启功等“大好人”对待赝品皆采取一笑置之的态度，实是看透了此中窍道。当代的一些书画家也并非没有利用打假来扩大市场影响的考虑。某种意义上，造假是对原作者艺术地位的确认，被造假成为一种荣耀，很难想象谁会仿制名不见经传者的作品，多少书画家希望有人造假而不可得，所以，在世书画家的打假未必真心实意、全心全意。

巨大的需求支撑。首先，历代皆有部分“耳鉴”的外行收藏家，他们追逐名家，贪多不嚼，轻信易骗，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书画》所说的：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国内有收藏上亿而绝无真迹者，他们是最受欢迎的优质主顾;其次，一些贪官污吏为规避风险，不敢明目张胆收受现金且又附庸风雅，部分送礼者投其所好，但没有真迹来源，缺乏财力支持，或者不愿意付出更大代价，故选择伪作糊弄赃官，所以，贪官污吏手上多有一些赝品，或许根本不在乎收到的是否为真迹，反正在不言而喻的潜规则中会有人在适当的时间以安全的方式，把足够数额的银子恭敬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