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尽管没有设置明确的增长目标，但今年“六保”、“六稳”的要求下，今年对增长的要求仍不容小觑。
在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看来，我国须在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内，做好疫情相应的准备，目前的疫情救助和经济复苏，仍要面临很多问题，不确定性很强。因此，要为下一步准备政策空间，必须是中期可持续的，而不能够是一锤子买卖。
“要实现‘六保’，不仅仅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整个宏观需求，而且需要产业方面、微观市场方面机制畅通。”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和中国网联合主办的线上研讨会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
按照计划，今年在就业、国际收支、通胀、民生、风险、小康等七大方面设定了目标。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问题是总量问题，但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重点不在总量问题，而在于结构性问题。
据了解，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得灵活适度。同时，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明显高于去年，要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财政政策不是一般的宏观宽松或货币政策宏观宽松，而是有结构性要求，钱要放到哪儿去是有指向的，必须要放到位。财政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宽松和紧缩，它与传统宏观经济学上的那种宏观政策不同，有很强的结构性要求。”金碚说。
调整结构
在“六保”、“六稳”政策下，实行一定的增长水平，财政、货币政策必不可少。
“收支方面，‘收’要放水养鱼，具体表现为减税降费。从实际减税降费情况来看，有的企业感觉到了，有些企业说没有真实地感受到，接下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需要减税降费，要落到实处，特别是要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从而有助于他的投资活动，生产经营活动。”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说。
此次首次提出，“（资金）要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这是非常明确的，增加这部分开支要落到基层，落到企业，真正能够在保民生和稳就业当中发挥作用。
“支”方面，在财政收入相应减少的条件下，一方面要扩大，要提高赤字率，增加发行国债；另一方面有收缩，政府的一般性开支要减50%。
杨瑞龙提醒，这里面有大量工作需要做。什么需要保，什么需要减，报告当中没有说到，但接下来的任务，必须做出更为具体、细致的规范，这样才有可能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地。货币政策方面，不能大水漫灌，不能让它空转，不能让资金流向资产领域，导致市场价格泡沫化。“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来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政府这次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从而使得我们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杨瑞龙说。
在金碚看来，现在的宏观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着眼点主要难度不在总量调控，而在于结构性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方面，金融部门放宽松不难，但必须放到实体经济部门、中小企业。同样，财政宽松，国债发行，赤字提高之后，更应该关注钱往哪儿去。”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看来，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宽松灵活的办法，在我国近几年来比较少见。因此，更应该思考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短期救急和中长期的关系。
“我们希望这两者之间能完全衔接，既能对当前救急，又能对长远发展起好的作用。”毛振华说。
在毛振华看来，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信贷市场、债务市场的债务工具扩散有基本规律，借债还钱是基本规律。因此，货币政策的使用度有限。应更多选择财政工具，尽量少地使用债务工具。尤其是不要更大地扩大企业的债务风险，这会引发资产泡沫上升，进一步刺激金融风险的产生。
“如果在这时候产生金融风险，产生市场的剧烈波动，产生债务危机潮，对经济、复工复产、发展经济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反过来说，财政政策力度更大一点，负作用比较小，就是财政上赤字一点，过去我们是比较谨慎的财政，中央政府的负债也不高，还可以力度更大一点。”毛振华说。
他建议，应该向全体公民发放疫情补助，对于重点地区，尤其要加大力度，比如，给武汉地区居民发放每年1万元，能够对武汉地区的发展起很大的缓和作用。武汉的疫情发放是由中央财政支出的，应该把这次发放纳入到国家财政的开支范围，使得债务不扩散到社会，不给全社会增加债务风险。
留有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包括新增规模低下，通过减税降费减负2.5万亿；通过地方专项债增长1.6万亿；通过国债、赤字率提升1万亿；通过特别国债1万亿。
刘元春计算，这几项加起来，财政新增扩张总数是5.6万亿，符合此前预期。
“按照测算，今年一般财政预算可能会达到接近18万亿或者是19万亿；政府基金收入去年是8.5万亿，它的核心主体是土地出让金，从目前四五月份的运转来看已经增长很快，所以这个能够保证；加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几项加起来，政府可支配的资金规模基本上达到35万亿。因此，新增量达到6.5万亿，这个量应该说针对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规模是适度的。”刘元春表示。
在梅新育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往巩固我们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江湖地位”上。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国，但是，在逆全球化的风潮下，我国正面临着考验。
“我们怎样能够不但保住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最好还能够提升呢？这不仅仅是需要传统的竞争优势，还要利用在基建、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巩固做强，发展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基础设施不仅仅是国内外贸直接使用，还让周边贸易伙伴的贸易也利用，从而与我们的经济体系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梅新育表示。
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抢占新兴产业前沿。特别是ICT高新技术产业方面。
“产业方面，粮食、能源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块最关键。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光这一个行业，在规上工业当中，资产占4%，产出占10%，出口占整个出口总额的20%。所以，我们要讲200万就业里，需要保住这个。”梅新育说。
在梅新育看来，就业优先政策落地，应该让企业在更宽松的空间里施展手脚。
“需要审视一下，这几年，我们一些政策是不是对企业额外管制太多，以至于扼杀企业活力，而且消灭了很多本来可以有的就业机会。”梅新育说。
“目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未来经济复苏和应对下一步的超级不确定性留有很多空间，从而使我们市场的这种预期保持一种很好的信心。”刘元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