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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家传达了中国人对于世界大同的美好祝愿。这一理念具有深厚的历史脉络，中国古代一批最杰出的思想家，对天下一家进行了诠释，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遗产。

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两位弟子司马牛和子夏聊天，司马牛面露忧愁地对子夏说：“哎，你们的兄弟都还健在，只有我的兄弟已经逝去，留下我孤身一人。”子夏宽慰他：“虽然你的兄弟不在人世了，但君子持己以敬、待人以礼，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您还为没有兄弟而担心吗？”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何其宽广的胸怀。四海之大，远远超越我们日常的活动范围、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尽管身处不同地域，源于不同文化，彼此甚至未曾谋面，但中国人认为可以兄弟关系视之、以兄弟之情待之。这是中国人朴素而美好的善意，这种善意生发于对血缘、亲情与家庭的高度重视与尊崇，并拓展到家庭之外，延伸到社会以及更广阔的天下。

在儒家的另外一部经典《礼记》中，有一篇孔子和弟子言偃参加完蜡祭（腊月举行的合祭百神的活动）后出游时的长篇对话，即著名的“礼运篇”。这是一篇讨论礼的起源、运行与作用的深奥文章，几千年来，这篇文章最受关注的部分却是其文字最简易最好懂的部分，这一部分展现了中国人理想中的世界是怎样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一家。

孔子在这篇对话中，首先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这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只是孝顺自己的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也能将这份爱及于他人；这是一个人人得其所的世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孔子随后揭示了大同与小康的区别，小康之世，“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每个人为自己的家庭幸福而努力，但孔子又提出“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如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一样，孔子所说的“天下一家”也不是在描述天下的实际状态，而是倡导一种视角、提出一种愿景。视角不同，愿景也就不同，当我们认为天下虽大却可以和平共处时，我们的一切努力也都投入在化解纷争、共促和谐上，而当有人认为天下虽大亦容不下与之不同的他者，则其努力也都投入到你死我活的争夺中。

然而，要实现天下一家并非易事，孔子谨慎地表达对于实现天下一家的信心。他特别强调圣人的教化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圣人必须对于人事有细密周到的了解，深谙人情、人义、人利、人患。人情乃喜、怒、哀、惧、爱、恶、欲，我们今天所说的七情六欲中的七情即此；人义乃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圣人调和人情、倡导人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率先做出表率，并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使他人受其感召而成为具有仁爱精神的人，如果所有人都能做到以对待家人的态度对待他人，那么天下一家也就自然而然了。

张载：民吾胞也，物吾与也

伟大的梦想具有超越时间的力量，先秦儒家提出的天下一家的理念，长久激荡在中国人的胸中。即便在儒家学说受到挑战的时代，天下一家的理念仍然获得肯定。先秦儒家长于人性论的讨论，却不太重视宇宙本体论的构建，即回答宇宙的本原是什么，这使得儒家学说在与其他思想潮流论战时节节败退，宋代兴起的理学建构出了较为精致的宇宙本体论，以“气”或“理”贯通宇宙、社会、自然与自我。

在这样的思路下，天下一家就不再只是后天的教化才能获得的结果，它获得了形而上学的依据。北宋早期的理学家张载，就是那位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是真正具有高远理想之人，他的作品算不上多，但有几篇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其中《西铭》可以看成宋人对天下一家的一种理解。

张载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由气汇聚而成。《西铭》首先说天为乾、地为坤，“乾称父，坤称母”，宇宙便是一个大家庭，天地化育万物，也化育出万物之首的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充塞在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化育了人和万物的形体，而天之自强不息、地之厚德载物又化育了人和万物的心性。既然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化育的，则“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民胞物与”一词就从此而来。

我们如何对待同胞？自然应以仁爱之心对待。张载在《西铭》中有更为动情的描述，他将社会也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在大家庭中，君为宗子、臣为宗子之家相，长幼有序，“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这个家庭中的圣贤，与天地合其德，比别人更加出色，但天下之人都是天地之子，大家是平等的，“凡天下疲癃（衰老多病之人）、残疾、惸独（孤苦无依之人）、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些社会弱势群体都不是外人，而是社会大家庭的成员，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爱他们是我们身为家庭成员的义务。

以仁爱对人，也以仁爱待物。与重视用工具理性对待物、对待自然的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仁民爱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前者征服后者，而是相互依靠扶持。将自然引为人的同类，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拓展了人的内涵与深度。

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者是循序渐进的。张载的《西铭》则是逆向推理，从宇宙层次到社会层次再到家庭层次，三个层次不是分离而是统一的，张载的立论高远，但却落实到一个小切口上，一个人人都可行的事上。冯友兰说《西铭》倡导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要求在不足百年的有生之年，人尽其作为宇宙的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责任和义务虽有两重，但人并不需要做两种事。事虽是一种，但意义可有两重”，这件事就是“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即在人的一辈子中持续实践仁孝之德。

王阳明：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宋明理学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体系逐渐风靡社会。王阳明也对天下一家做过论述。儒家有所谓四书五经，其中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大学》和《中庸》原本都是《礼记》中的篇章，宋代朱熹将其抽出，为其章句，并与对《论语》《孟子》的诠释合为一书，这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在元明清时代几乎取得了教科书的地位，是读书人必读的书。

《大学》开篇揭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谓《大学》三条目。王阳明就是从这里展开了对天下一家的论述。王阳明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既然有大人，就有相对应的小人。两者之别在何处？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能够认识到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一家的人是为大人，而迷惑于外表上的不同而分别你我的人是为小人。

将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融化为一体的是人的良知，即仁。人是有良知的，不论人的具体差别有多么大，良知潜藏在人心中，你看到有小孩子误跌入井中，必生出恻隐之心，你听见鸟兽发出哀鸣，必有不忍之心。王阳明进一步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良知是人人都有的，但或露或隐，大人能够体会到万物一体、天下一家，是因为能去其私欲，而小人则为私欲蒙蔽，倘若能够扼制私欲，也能成为大人。因此他倡导要“致良知”，要“明明德”，要持之以恒为善去恶。天地万物本为一体，都具有良知、具有仁心，将此仁心落实，则进入到“亲民”的层次，由一己之仁推及家人，由家人之仁推及社会，由社会之仁推及天下万物，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宏伟理想，臻于至善的境界。

钱穆曾说：“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虽然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天下一家有不同的诠释，亦不免带入一些偏见，但其包含的仁爱精神、和平精神、平等精神却是不变的，历久而弥新。今天，这样的精神，注入到中国人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天下一家的历史脉络中，增添了新的篇章。（罗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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