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罪恶，已经超越了人们想象的天花板。

2019年初，福建晋安区陈姓夫妇辗转找到在福建打工的卢某，支付了8万元“营养费”，就将其亲生女儿带走。卢某转身就拿这笔钱给“快手”女主播“刷游艇”“送火箭”，至案发已经花了7.3万。今年3月，福建晋安法院认为被告人卢某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考虑到案发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4月21日，晋安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卢某已获刑。此外，经晋安区民政局申请，法院已撤销卢某的监护人资格，并确定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为女孩的监护人。

对于卢某的犯罪定性，并没有什么疑议。尽管卢某声称“本意是想把孩子送养他人”，对方给自己的仅是“营养费”，但这种说辞不过是一层“遮羞布”，究其实质，就是卖孩子。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得也很清楚，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从卢某的所作所为看，符合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问题是在于，卢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能不能获得“从轻处罚”的量刑待遇。我国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在法定限度内的“下沿”处罚，如果能“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甚至还“可以减轻处罚”，也就是在法定幅度之下量刑。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鼓励犯罪分子坦白罪行，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成本。但是，要看到“从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具体裁量从轻与否，还需要交由审理案件的法院来酌情掌握。

那么，具体到这起拐卖儿童案件，能不能适用“从轻处罚”呢?根据刑法规定的量刑一般原则，“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审视此案，卢某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法定监护人，本应当尽到抚养子女的职责，却置法定职责于不顾，将女儿卖与他人。更为恶劣的是，其将该钱款用于打赏主播挥霍，不仅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也完全突破了理论道德的底线，可以说性质极为恶劣，影响极为负面。“原本想也将儿子‘送出’，但孩子年龄太大，没有成功”，更能显露卢某的主观恶性之大。

综合来看，尽管他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并不足以抵消犯罪行为给子女、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故而也不宜在司法判决中从轻处罚。从司法实践看，对“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上也并非“绝对宽待”，不予“从轻处罚”。人性之恶，固然需要司法严惩，释放震慑的讯号。

在此之外，司法善意也很重要。考虑到这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法院及时撤销卢某监护人资格，并确定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为女孩监护人，目前，卢某的儿女都已被安置在福利机构。这是司法善意带来的温暖。之后，还需要司法和社会救济“兜底”，让两个孩子的生活不会变成一个冰冷的世界。(欧阳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