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月9日）有媒体报道说，全国各地前三季度GDP数据披露后，其数值排名引起热议。这个排名显示，在排位前10的城市中，除了首都北京以外，无一为北方城市，而皆为南方城市，由此就有了“中国进入了大南方时代”的说法，当然，由这个说法，也就有了相关赞同、置疑和反驳的议论。

在北半球国家，从纬度看，经济发达地区向“阳光带”转移的趋势至今没有停止；从经度上看，经济活动则日益向靠近海洋的陆路沿岸靠拢，而这一趋势开始的时间，即使不论希腊罗马的海洋贸易时代，则从哥伦布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就已明显显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英国工业革命发源地数起，向东的里昂、鲁尔、乌拉尔，直到中国的东北，再跨洋数回到北美的匹兹堡、底特律，这些曾在人类历史上空前辉煌乃至成为文明代名词的城市名字，从地理上讲，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北方城市。世移事迁，现在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名字，有不少已经与“资源枯竭”“锈带”甚至“鬼城”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北方和南方城市的变迁趋势及其特点，在相当程度上也在显现着工业先发国家的发展特征。开放所造成的经济禀赋构成及其权重的变化，决定着北方与南方城市间的发展差异。而这个差异，不过是中国融入国际分工、或者说接入国际分工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程度，通过国内北方和南方城市GDP而展示的一个方式而已。中国有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区位所决定的开放便利度，是南方城市、特别是地处江河出海口三角洲地区的东南沿海城市能够更快挤进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势所在。

不过，地理区位优势虽是天然，但其给经济活动带来的优势却并不必然，更不具决定性。这一点，无论从国外还是从国内，都可找到不少实例。从国内看，由昔日最完备的工业区东北及其向关内辐射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具有可独立成系运转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与中国工业化建构时代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联。从产业构成看，北方城市的重化工业产业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拉动的结果。改革开放带来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使其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拉动力量。与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结构不紧的南方城市，反倒可以顺势结构进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中，在当下时代一跃而成领跑，这并不突兀。

开放也好，领跑也罢，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在其背后，则是循着加入产业链和价值链要求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和改革的互动关系如何，决定着发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