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贵州省惠水县的王水香反映：其前夫杨昌茂2016年7月12日，在广州市一家工地上受伤致瘫，家属委托律师索赔；今年9月6日，杨昌茂与用人单位签订赔偿协议书，获得一次性赔偿180万元；但事后发现，律所从180万元中，一下分走了90万元，质疑收费过高。当事律师回应：收费依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而杨昌茂的哥哥杨昌明表示：签协议时都知情，当时如果没有律师，最多获赔30万元。此事引发热议，不少网友也认为律师收费过高，没有人文关怀。

从当事人杨昌茂工伤致瘫所获180万元赔偿中提走90万元律师费的情况可知，当事律师采取的是风险代理收费模式。

所谓风险代理，通俗点说，在诉讼前期，委托方是不用掏钱，或是按约定只掏少量基础服务费的，要是律师最终打不赢官司，获取不了赔偿，那律师付出的大量时间、精力、金钱等各项成本，都是白费了的；但若打赢官司，则律师将从委托方所获赔偿中抽取高额提成。高投入、高风险，对应高收益，通常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根据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对于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民事案件，律师收费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模式，胜诉抽取高额提成。这是因为，相关当事人本就属于亟待救济的弱势人群，若是从他们最终所获款项中抽取高额律师费，很可能将不利于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

但现实情形是，一些当事人发生工伤后，因医疗救治产生大量支出，要发起工伤赔偿维权诉讼，无法预先支付律师费。此外，诚如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所说：“很多农民工缺乏证据意识，有的甚至在受伤后很久才想起来维权，因此胜诉率不算高”，律师代理工伤赔偿案件，本身也具有较高风险。就拿新闻中提及的案例来说，杨昌茂2016年7月发生的工伤，当事律师历时四年多，才最终帮助其从用人单位处拿到工伤赔偿，投入的时间、精力之巨可想而知。所以，以口头约定形式而非书面合同形式商定风险代理收费，按工伤赔偿总额来提成收取律师费以规避禁止性规定，民不举则官不究，几乎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该案中，当事律师从杨昌茂所获180万元赔偿款中分走90万元，正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获利。

平心而论，从工伤致瘫180万元赔偿款中分走90万元，亦即占到赔偿款的50%，这样的律师费收取未免还是畸高了。哪怕是允许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模式的案件，按《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那么，该如何避免工伤当事人为解燃眉之急，而给人最终收取高额律师费提供可乘之机呢？一方面，端赖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形式，对这类工伤当事人加大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

另一方面，《律师收费管理办法》也不妨因应现实适时作出修订，对工伤赔偿等民事案件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收费模式予以解禁；但与此同时，规定律师胜诉可以收取的提成限定在约定标的额的10-20%区间以内。如此，则在满足相关律师基于高投入、高风险的高收益需求和工伤当事人的后期医疗、生活保障需求之间，达致一个平衡。（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