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十几年脑梗的老吕(化名)取出一片阿司匹林含在嘴里，喝水送服竟然立马化了，而且原本应该无味的药“还有点甜”。

老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为了省一毛钱，自己险些因为买到假阿司匹林而再次发病。他的直觉很准，因为这盒阿司匹林的有效药物含量经检测确实为零，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药效。

作为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基础药物，阿司匹林若长期小剂量服用可降低心血管发病率。

老吕没有选择和药店理论赔偿，而是向当地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举报。令他更没想到的是，半年后，食药部门联合公安机关最终挖掘出一个庞大的制售假药犯罪网络：

这则始于安徽省滁州市一家小药店的线索，牵出黑龙江省哈尔滨的数个上线，这个假药网络更触及了全国21个省份的49个地区，仅被公安查询到的快递发货信息便有341条。

滁州食药稽查支队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案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假药的“仿真度很高”。经办案人员查询，涉案假药的药品批号和电子监管码都真实存在，且电子监管码所对应的也是相应批号，不同于以往犯罪分子直接伪造药品的相关信息。

据统计，滁州境内共流入涉案假阿司匹林1972盒，其中，尚未销售以及从消费者处追回的数量有835盒，食药部门尚未接到发生严重不良后果的案例。

目前，滁州11家药店被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29人十年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滁州、哈尔滨两地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移交法院起诉。

滁州食药稽查支队查获的假阿司匹林肠溶片，后经检测，有效成分含量为零。

有点甜的“阿司匹林”

2018年的春天，77岁的老吕在家附近的诚安药房购买了三盒阿司匹林肠溶片。

自从11年前查出脑梗，他遵医嘱每天服用阿司匹林。这种药对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只要每天吃一片，不超过100毫克，便可以降低脑梗的发病风险。

但这次的药却很奇怪，他取出一片含在嘴里，喝水送服竟然立马化了，“以前的药含一两分钟都不会”，而且原本应该无味的药“还有点甜”。

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他还在另一家连锁药房买药，只因为他服用的一款保护脑血管的药物“尼莫地平”从一毛八涨价到一毛九，货比多家后老吕才选中了诚安药房——这里还是原价，能省下一毛钱。这里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一盒卖14.5元，价格也不贵，每盒30片，刚好够吃一个月。老吕每月能领取1600多元养老保险，在他看来，“药不是菜”，不挑口味，便宜更好。

然而，一个月后，老吕开始“走路发飘、头脑糊涂”，连别人讲话都听不大懂。老吕怀疑药店阿司匹林肠溶片有问题，他没有选择和药店理论赔偿，而是向当地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举报。

滁州食药稽查支队二大队(药品稽查)接到线索后，立马将老吕没吃完的阿司匹林寄给该品牌药企所在地的北京食药部门请求协查。调查结果显示，老吕购买的药假冒了该厂厂名、厂址、批准文号和注册商标。

澎湃新闻在北京食药部门的复函中看到，之所以鉴别结果为假药，依据包括：被检验药盒外包装、药板上的印刷字体、药板切割线、说明书字体及大小均与药企同批号留样不一致;同时，药企也提供了正规的药品生产许可、药品GMP证书、该药品正品批件及检验报告书等材料。

2018年5月18日，凭借这份假药认定以及前期调查，滁州食药联合公安共同收网，在诚安及其上线“祥瑞堂”两家药房查获了同批次的阿司匹林，经查仍是假药。更令人震惊的是，经安徽省食药检验研究院鉴定，查获药品的有效药物含量为0，即不具有任何疗效。

至于为何假药会“有点甜”，滁州食药稽查人员猜测其成分为“淀粉”。

老吕举报的阿司匹林购于诚安药房。2018年5月经滁州食药稽查支队查处后不久，药房被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关门停业。

没有发票的药

两家药房被查处当天，药房负责人无法提供阿司匹林肠溶片的随货同行单。那时正值阿司匹林紧俏卖断货，而现场发现的阿司匹林外包装却显示为2016年的生产批次。

更蹊跷的是，经食药部门核查，包装盒上的生产批次、电子监管码都真实存在，且能够彼此对应。

“最难(获取)的就是电子监管码，而且要和批号对上，这是很难的，因为一批监管码只对应某个批号，而且发放时没有任何规律。”滁州食药稽查支队负责人说，“这种仿真度就很高，确实比较少见。”

药品电子监管码是国家药监部门为药品赋予的标识，每件药品都有唯一的监管码，相当于药品的身份证。

诚安药房的负责人之一刘某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还原了进药的过程：

2017年10月，药房能拿到的阿司匹林肠溶片进价从13元涨到14.3元。祥瑞堂负责人席某告诉刘某，他有更便宜的正规药品，只是没有发票，加上几名老顾客抱怨药价比其他家贵，刘某便壮胆买了席某的药。

购买时，刘某曾对比过外包装、有效期，认为没有问题，便将药品留下，按照药盒上的批号录入药店管理系统，并在供货商一栏填写了以往正规的药品批发来源，随后与其他几种阿司匹林肠溶片混放在一起。不过，刘某仍按14.5元销售，如果顾客提出价格偏高，药房可以再送一盒抽纸。

滁州食药联合公安调查发现，提供药品的席某还有一个同伙杨某：此人做过药品销售，负责联系货源，席某拿到药后，后又转手给滁州当地11家药店。

吴超等29人十年不得从事要生产经营活动的通告(2018年9月20日)

哈尔滨流出的341条线索

滁州食药稽查支队二大队(药品稽查)队长李伟(化名)称，杨某的货源原本在北京，但最终药品显示从哈尔滨发出。公安循着线索，辗转找到了哈尔滨的胡某，在胡某家发现了药品包装盒、药丸、纸板、说明书，以及各类制假工具等。

“他(胡某)说是从网上各地购买的材料。”李伟说。经查，胡某以销定产，根据下线需求完成对应数量的购买、烘干、组装和发货。

滁州食药稽查支队二大队的王永(化名)回忆了公安缉拿胡某时的场景：胡某家里堆放着几箱药品，清点后共计2000多盒。尽管现场没有发现阿司匹林，是另一种抗高血压的西药硝苯地平控释片，但这种药与滁州被查获的阿司匹林同出一辙，电子监管码和批号没有问题，随后却被鉴定为假药——包装与生产药企留存样品不一致、有效成分含量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胡某的物流发货记录显示，他所制售的阿司匹林、硝苯地平控释片等已发往全国21省49地区，牵涉出341条线索，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

据药品稽查人员介绍，胡某的部分原材料从同在哈尔滨的张某处获得，但由于张某家中未发现假药，张某本人一直拒绝承认，直到被公安押送到滁州后，才交代了与胡某的关系。

目前，哈尔滨的张某、胡某，以及滁州的席某和杨某已被检察机关移交至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起诉。此外，共计26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滁州当地11家购进假药的药店被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其中6家药店还存在注册执业药师挂证行为。最终，药店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挂证药师等共计29人被处以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这起由滁州一名七旬老人举报牵涉出的所有线索已移送各省份，目前仍在调查中。

电子监管码之争

正如滁州市食药稽查支队负责人所称，该案查获的假药仿真度高，被视为药品身份证的电子监管码和批文均为真实信息，其中的大批量信息泄露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创始人史立臣表示，自己从业以来从未听过如此案例。

一名从事食药稽查工作的匿名人士建议，应由国家药监部门重新推动药品电子监管码的强制执行：“如果电子监管码系统继续(强制)执行，假药是很容易发现的，因为没有上游扫码，下游入不了库，即使伪造电子监管码和批号也没有用，而现在监管码只能说作为药厂内部管理的手段，对监管工作来说很可惜。”

公开资料显示，药品电子监管码的施行可追溯到2006年前后，此前国内曾连续曝出多起制售假药案件。政策实施后，无论监管部门还是普通消费者，都能通过药监网的数据迅速排查问题药品流向，协助识别真伪，使得药品可以被“实时监控”，同时监控药品价格。

不过，据《法人》杂志报道，曾有业内人士介绍称，直到2016年，全国药品扫码率也不到50%。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家食药监总局正要大刀阔斧解决电子监管码历史遗留，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码时，却遭到了多家大型药品零售企业的反对，重要原因包括：反对由阿里健康单一企业运营药品电子监管平台、强制推行意味着企业需要花高昂成本改造生产线、限制了药店之间的“串货”现象——转手药品卖给进货价更低的地区以得到更高利润——随后，国家食药监总局暂停了电子监管码体系。

如今，中国药品电子监管平台仍可登录，但系统已不再更新，无法即时查询药品流向。

史立臣称，为了追溯企业药品走向，药企现在仍可自愿通过第三方平台获取电子监管码，在出入库时自行扫码管理。据他估计，目前所有第三方平台中，由阿里健康提供的电子监管码占比可达80%。

他建议，国家药监部门加强对电子监管码发放的监管，从源头有效杜绝监管码的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