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齐徐关系的基础主要就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即在北京画坛受到的压力和艺术上的认同(主要是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认同)。
徐悲鸿与北京画坛的正面接触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7年12月至1919年1月,因结识蔡元培而受聘于北大画法研究会,并以《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一文崭露头角,但对于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北京画坛来说,他这个人微言轻的年青人的这套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第二次是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末(或2月初),受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之聘,出任当时已是“残局”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仅3个月,就因“枝节丛生”、“棘手万分”、教学主张无法贯彻而辞职南返。第三次是1946年8月至1953年9月去世,尽管他深知北平画坛的状况并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带来了一大批教员,但还是闹出“三教授罢教”这样激烈的事端。历次的经历表明,徐悲鸿是不见容于传统画家阵容相对强大的北平画坛的。
齐白石遭到北京画坛的排斥,是双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北京画坛普遍认为齐白石的诗书画印都太过粗野(所谓“如厨夫抹灶”)、没有来历,连带对齐白石的穿戴、做派也看不惯;另一方面,齐白石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也起了一定作用,他不善交际、寡言语、怕惹事、厌是非,只想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做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他的印语“一切画会无能加入”“还家休听鹧鸪啼”和题画句“人骂我我也骂人”,就很生动地体现出他对北京画坛(特别是20年代北京画坛)的疏离态度。
徐齐二人虽然都是从艰难困顿的生活环境中走过来的,但是却造就出不同的性格。徐悲鸿因此而有着强烈的改变境遇并有所作为的抱负和固执的性格,欣赏和依恋英雄侠义所带来的心理安慰,不仅在绘画上钟情于古典的英雄侠义精神的表现,而且侠义精神也成为其日常行为的巨大动力,在面对困难时往往意气用事或越挫越勇。齐白石本有直率的性格,但由农民而画家的身份使他屡遭白眼,对此他选择了退避三舍、慎言慎行,尽量让自己远离是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是非,相反他对是非还相当敏感,这从其《自述》中可以见出——《自述》中涉及最多的除了经历、身世、亲人,就是有恩于他及非议于他的人与事。这样的经历使得齐白石的“报恩”思想要重于同时代的很多画家,所谓“门人知己即恩人”,而他“一生最知己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所以对于徐悲鸿,他有这样的“报恩”情感。相识不久寄赠徐悲鸿的《杖藜扶梦访徐熙》,就可以看做齐白石对徐悲鸿的最早报答,所报之事也在长跋中展露无遗,即徐悲鸿对他的看重和尊重,除了三请其出山,还在考试学生时完全依其意见定评成绩,这样的尊重是齐白石从未领受过的。其中“白皮松外暗风吹”一句,最能体现二人当时共同的境遇。徐悲鸿注重风景(或山水)的地域特征,每到一地,遇有机会,就会以有当地特点的景物出题考试。白皮松为北京特有树木,是徐悲鸿考试学生的题目。齐白石巧妙地用这个有地域特点的考题喻指北京画坛,用“暗风吹”喻指徐悲鸿为请他执教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二人在北京画坛所受到的排挤。在艺术上,徐悲鸿是勇敢的,齐白石也是勇敢的。齐白石所说的“胆敢独造”四字,也可以概括徐悲鸿的艺术态度。这是二人关系的首要基础。
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仅有两次提到徐悲鸿的名字,一次是在回忆1920年经历时说:“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仅仅一笔带过而已;另外一次则是:“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其余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鸿了。”这里齐白石说的主要是他对山水画的看法。虽然他的山水画“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但在他所有题材的画中,山水画受到的非议最多,也最不受美术界和收藏界认可,所以在“五十岁后,懒于多费深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是既无奈又不甘的。江南倾胆独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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