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嘉德拍卖获悉,徐悲鸿的油画《愚公移山》将现身今年春拍。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幅作品描绘中国人所熟知的“愚公移山”故事,但徐悲鸿创作该作时并不在国内,甚至模特也并非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呢?
故事还要从抗战时徐悲鸿赴南洋举办筹赈画展说起。
1939年,徐悲鸿即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画展以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为国内抗战筹款为目的。
当时的画展采取发售筹赈名誉券方式——捐款100元可得徐悲鸿作品一张,捐款200元可指定徐悲鸿另画一幅。结果尚未开幕已筹得2500元,整个展览卖画百幅。画展结束后,徐悲鸿应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做客印度。
资料图:1945年,与徐悲鸿等人在重庆中国美术学院(重庆磐溪石家花园)。左起为廖静文、徐悲鸿。中央美院供图
从此,徐悲鸿开始持续三年多的南洋之旅,期间在多地举办画展,所筹款项用于抗战。正是在这段时间,《愚公移山》得以完成。
1940年2月,徐悲鸿正式开始创作《愚公移山》。他在信函中称,自己“将竭尽一年之力,写出三四幅重要画作”。当月下旬,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为《愚公移山》创作了“人物写生和草图有数十幅”。
事实上,前一年8月,已有记录显示,徐悲鸿在“为《愚公移山》作习作”。1940年4月,徐悲鸿在致舒新城的信函中写道,“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长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
这显示徐悲鸿创作《愚公移山》早有计划,这幅作品甚至已“积蕴二十年”。
1940年3月,徐悲鸿又为《愚公移山》作木炭速写画稿多幅。3月下旬,《愚公移山》草稿完成。4月,徐悲鸿赴喜马拉雅山大吉岭继续创作。
《徐悲鸿南洋时期年表》显示,在大吉岭的三个月内,徐悲鸿完成了中国画版本的《愚公移山》。这幅作品因被收入人教版语文教材作为课文插图,而颇为人所知。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在《我在印度》中还详细记载了1940年2月在印度国际大学为创作《愚公移山》做准备情况——“该校学生争做模特儿,大腹便便的炊事员拉甲枯马尔啼亚很‘荣幸’地成为主要模特儿之一,高兴、认真、随叫随到,做了开山、劈石、挑土等很多画稿的‘范人’。因是巨幅创作,历时足足一个月”。
《一段确定与不确定的历史——徐悲鸿在星马》指出,徐悲鸿之所以能在旅居印度时完成《愚公移山》的创作,“有一个原因不能被忽略,就是产生于印度的创作激情,即与印度模特儿的力量感有很大的关系”。“这对于比较依赖模特儿的徐悲鸿来说,是一个关键条件。”
这一年的7月,徐悲鸿结束在大吉岭的创作,返回印度国际大学,此时他已着手油画版《愚公移山》的创作,至9月,完成巨幅油画《愚公移山》。
但战火很快蔓延到南洋。1941年,正当徐悲鸿为赴美展览做准备时,整个南洋的局势也愈发紧张。这一年12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零式战斗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凌晨,十余架日本战机轰炸新加坡,日本和英美盟军正式开战。
此时,新加坡已危在旦夕,赴美办展也已成泡影。为躲避日机轰炸,徐悲鸿将带不走的书画、文玩等物分别存放在友人处。《徐悲鸿南洋时期年表》记载,其中的部分藏品被封在皮蛋缸中,埋到了钟青海校长所在崇文学校的一座枯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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