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
从被动后置的“挑错者”
到主动前置的“合作者”
“过去,很多中老年患者有慢性病,同时在吃心脑血管或呼吸系统方面的药,这些药跟我开的是不是冲突,有什么相互作用,我没办法掌握那么全面,药师恰恰可以补充。”对天坛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罗芳来说,去年11月与药师韩容合作开展的疼痛联合门诊,着实解决了不少困扰已久的难题,“有的患者觉得疗效不明显,未必是药本身不对症,很可能是吃的方法不对,处方单上只能看出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多少,看不出具体怎么吃,这就需要药师指导。”
对此,韩容颇有感触,“例如阿仑膦酸钠肠溶片,需要早上起床空腹的情况下先喝杯水,吃药时再用足够白水送服,吃完还不能躺下,应当保持半小时上半身直立,然后再吃其他东西,如果做不到这些,疗效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明显的不良反应。”
2005年硕士毕业后,韩容便在天坛医院从事药师工作,但此前更多只是身处“幕后”,“作为临床药师,当时主要是给临床用药提供数据支持,即使是在病房配合医生解决用药问题,也往往是后置的,患者用药行为发生以后才被动干预,在医生眼中我们就是‘挑错者’。”
相比之下,韩容更喜欢走到“台前”后的变化,“药师的工作前置,可以主动参与问诊,以‘合作者’的身份帮助医生精准用药,提前避免不良反应和风险。”
期待
推动药师立法
让权责更加明晰
“我们希望通过联合门诊,让更多药师从过去提供药品为主,转变为现在提供药学服务为主。”在天坛医院,第一个医师药师联合门诊开设至今已有五年时间,药学部主任赵志刚欣慰之余,也常常感慨“人手不足”,“这些年,药师人数的增长远远比不上住院和就诊人数的增长,意味着药师比过去更加紧缺。”
“参与联合门诊,要在保证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额外拿出时间和精力。”每周四上午,杨莉都要从早上八点半一直看到中午十二点半,“中间不喝水、不‘挪窝’。”韩容也总要在周末和节假日到一线值班,“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还要支援其他部门同事,始终处在高负荷运转。”
然而,忙碌并没能为这些药师带来多少待遇上的提升。“医改之后,推出医事服务费,但没有明确其中多少是给药师的。”赵志刚认为,药事服务费才能更好地体现药师价值,“这并不是强制,而是多一种选择,毕竟药师可以优化用药方案,减轻患者用药负担,避免不当用药带来的潜在风险。”
除了待遇,董淑杰还盼望今后能够让权、责更加明晰,“2014年我去美国学习,发现那边的房颤抗凝门诊有正式的医师-药师合作协议,明确药师可以开什么药物,承担哪些风险,什么情况下转给医师,哪些时候可以自己处理。”
这些年来,赵志刚始终致力于推动药师立法,“有法才有责、权、利,否则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多做少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缺乏规范,就会造成鱼龙混杂。”
“一些基层医院,只是一味做‘加法’,药越开越多,又没有合格的药师把关,结果滥用药物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对于当前的用药乱象,赵志刚感到忧心忡忡,“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多病种的慢病患者在用药方面问题更为突出,药物是否可以简化合并?如何分出轻重缓急?这些都需要药师开展专门的药物治理管理。”
尽管困难重重,但赵志刚依然选择继续前行,“未来三年,我们要开到11个门诊,包括联合门诊和单独的药师门诊。比如今年要开的妊娠门诊,可以针对备孕人群提供咨询,准确评估用药对妊娠的风险。还有更年期多学科门诊,除妇科医生外,同时包括药师、心理师和营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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