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相亲时代：男士最看重女士年龄

5月14日，正值母亲节，众多母亲来到长沙烈士公园内的相亲角为还未婚配的子女征婚，母亲们将子女的征婚自荐信挂在大树上，以此方式换取其他求婚者的信息。杨华峰 摄

“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

刘英莲有8本“花名册”，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胶粘上。里面记录着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女的6本，男的2本。这还只是最近这些年的“存货”，以前都用脑子记。有些对终身伴侣的要求简化成一串数字和几个汉字，写在刘英莲某张病历单的背面，夹在本子里，形成时间的褶皱。

刚开始记录时，她每年能介绍成功四五十对，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对，今年到目前为止才说成2对，越来越难。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样了，我看着配的不一定能成，看着不搭的倒成了。”刘英莲的搭配原则很简单，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丑的配丑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岁的老人想找个伴儿。有的写明自己有正式编制，有的是共享单车采购员。有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有人点名姓何的不要，有人专门要属羊或者属鼠。

“现在的人太挑了”。刘英莲19岁时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厂里正洗头发，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开玩笑说，“你去找个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对方也开玩笑“那你给我找一个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户的女儿，约出两人，没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两个女儿，赚了很多钱，直到现在还会提着人参来看她。

那是上世纪60年代，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年轻人大多没能谈恋爱，考虑“个人问题”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当时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关注，以至于连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正是这种被拖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这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冲成碎片，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国出现第一次离婚潮；1978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

那个年代，刘英莲善于劝服别人。有个离婚带着女儿的女士来找她，刘英莲给介绍了一个，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难看，刘英莲说“你去照顾他，他就胖了，你多买几件好的衣服给他”。她觉得这个男的老实，可信，一直给女方留着。刘英莲问孩子爱吃什么，孩子说爱吃泡泡糖，她就让男方买了5包，叫一声“爸爸”就给泡泡糖吃。

后来两人成了，女儿一直叫他爸爸。女儿出嫁时，继父给了她车子房子。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英莲当作撮合好事的典范。

作家野夫曾用“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来形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黄金时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紧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

1979年，中国观众在一本叫做《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公开看见拥吻剧照，转年《庐山恋》就出现了中国影史第一吻，女主角张瑜在男主角郭凯敏脸颊上蜻蜓点水般的吻，掀起了全国青年男女模仿的大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