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大众读物的经典

到了80年代中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把金庸武侠小说热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1986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读金庸》一文中说:“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在当代侠义小说家的作品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在文末，他赞同把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作“金学”。这一现象也逐渐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三联书店。

“大约是1988年左右，我们非常想出金庸作品。”沈昌文回忆。沈昌文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设法与金庸方面接洽上。“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报人罗孚，他把包括董桥在内的许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绍给了沈昌文。据沈昌文回忆，在罗孚的引荐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与金庸见过面，也与金庸谈了大概的出版意向，“回来后我打了报告给上面，希望能出金庸作品，但由于一些原因，导致这一意向流产。”

1991年，已经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再续前缘。“我在香港工作期间，与金庸先生见过很多次面，我跟他谈由三联来出版他的小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认认真真地在内地出版其作品，另外他在香港对董秀玉的口碑也认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2、文化金庸

三联为什么做金庸?对于这个问题，董秀玉首先得给自己一个答案。“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董秀玉笑着回忆。她坦言:“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不适合做金庸。”

1992年底，董秀玉从香港三联书店又调回北京，当时的三联还租了地下室作为办公室，经营状况仍然局促甚至窘迫。在这个地下室里，董秀玉疏理了一下发展战略，定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蓝图:以本版图书为中心、打开通道、发展期刊群。在这个过程中，董秀玉从出版者的角度渐渐明晰了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我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我们不能只做宝塔尖上的那一点点。但是不论哪个层面，我们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

董秀玉透露，其实在那个时期，梁羽生、古龙的版权代理人也通过种种渠道，表达愿把版权给三联之意。“但是我后来把他们都推掉了，不敢接。这样的书一做多了就完了，我得守住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三联品牌。”其实董秀玉决定出版金庸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现金流考虑。1992年，三联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每年向外借钱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像外面所说的那么大，但通盘考虑下来，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

彼时，金庸创办的《明报》已被年轻商人于品海所收购，金庸的版权也由于品海帮助处理。“金庸是我的前辈、尊敬的作家，我很早就向他建议，应该在内地正儿八经、漂漂亮亮地出他的小说。”于品海说那时铺天盖地的盗版金庸小说让他很是痛惜，正巧董秀玉也有此意，“三联一直是令我们尊重的出版机构，与三联合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1993年3月29日，三联书店与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多年之后回忆那次合作，大家总结为“天时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