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想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一个描写,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这个大惨案。剧中也提到,赫尔曼·布兰德很多担任伴奏的同事,在1933之前就秘密地加入了纳粹党,但他们都隐藏着。当希特勒当选总理后,这些人就立马蹦了出来,然后宣告自己是纳粹党,随后就开始揭发、举报周围的同事。等于说,这种风向变得非常快,很快国家剧院规定,乐队和演员队伍里面必须有纳粹党党员,随后这个剧院被改造成一个纳粹的剧院,卡尔斯鲁厄这个城市也被改造成了一个纳粹的城市,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也飞快地变成一个纳粹统治的国家。
我们是想要带领大家来观察,这个社会中刚开始的变化是怎么进行的,怎么导致了最后的结果。在这个戏当中,可以看到纳粹政权对法律的修改,他们把法律作为统治的工具,把一些犯罪的行为合法化,通过修改法律一步步达到目的,我们的剧主要是想展示这个阶段的内容。另外,我们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剧院中的演员就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成为被害者,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建议】
鼓励以文献剧的方式探讨社会问题
新京报: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也在尝试文献剧的创作,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如果不能触碰一些尖锐的问题是干脆不做,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着手?
杜拉:尽管会有些限制,还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当我们的创作去反映、展现一些棘手的话题时,可能会引发某些风险。不过,我们恰恰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才有这种诉求,因此大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场所去探讨、谈论这些问题。一定要试图找到一些途径,找到资金来源,找到能够演出的剧场,因为这个社会总是要往前发展的,不可能对于一些不好的问题永远闭口不谈、遮掩下去,这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局面。
克罗辛格: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大家要想办法有一个场地进行沟通的。可能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个社会总要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不断尝试。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观看了中戏学生自己排的文献剧,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尝试。这个文献剧中,大家只是讲了各自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等于说,我们可以以一种其他的方式进行文献剧创作,而且我觉得那些学生很有才华,他们的戏排得很好。另外,我看到昨天晚上和今天下午的演出,大多数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就说明我们年轻人是有这样的心理需求的。大家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去探讨感受,我们应该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场所,而社会也应该提供这样的场所,让他们畅所欲言地去讨论。(新京报记者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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