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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文化向日本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向日本传播简述
2020-02-05 15:36:20 来源:闽东日报

中华茶文化向日本传播简述

(图文无关)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息息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 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 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 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着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只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随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 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 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 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 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这些船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从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了带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外,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的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 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对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进一步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 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 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 “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他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由来,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良称名寺僧人、 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年),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 1425-1502年 ), 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易 茗)

□ 易 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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