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总减税降费额度将达到近2万亿元。要确保所有行业的税费只减不增。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确保每一分钱花得其所，用得安全。”3月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发言中表示。

华夏时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今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总减税降费额度将达到近2万亿元。要确保所有行业的税费只减不增。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确保每一分钱花得其所，用得安全。”3月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发言中表示。

据介绍，受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将有所放缓，中央将压减一般性支出。同时，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将继续增加基建规模，支持新能源汽车，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等。“与高速增长阶段致力于财政扩张的减税降费大不相同，当下中国所实施的减税降费，是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之一而操作的，其主要目标锁定于降成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会上表示。

不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加税的形式助力经济结构性改革。

“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收入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等。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政府面临征税基础不足的问题，特别体现在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和相应的事权支出不够，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服务、卫生、环保的支出资金是不足的。因此中国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中国现在也应该想想怎么加税。因为合适的税收结构，包括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都是比较好的税种，可以很好的帮助经济结构改革，去解决上述结构性问题。”斯蒂格利茨表示。

更大规模的减税

2万亿减税涉及到方方面面。

刘昆表示，要下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各地可降到16%，继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放水养鱼。同时，要坚决制止超越发展阶段和财力的民生政策，建立在更加巩固、更有保障的基础上。

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争取9月底前将全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万亿元发行完毕，同时督促各地加快资金拨付，及时用在项目上，充分发挥对地方稳投资、扩内需的积极作用。

并将通过统筹收入赤字和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式，加大实施中央和地方压减一般性支出，同时，收回长期沉淀资金等措施，今年预算的安排财政支出超过23万亿元，增长6.5%，中央对地方一般经常性转移支付增长10.9%，安排财政赤字2.76万亿元，比2018年增加3800亿元，2.6%适度提高到2.8%。还安排了地方政府专项在建2.15万亿元，比2018年增加8000亿元。

此外，小型微利企业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已经基本确立为与小型微型企业相一致。按照新的标准，全国企业纳税户中，有95%是小微企业，其中98%是民营企业。

据了解，根据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在高培勇看来，这也是此次减税的核心内容。

进入减降视野的税费，主要是企业所缴纳的税费而非个人所缴纳的税费。“所谓‘涉企税费’、‘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其基本含义就是要将减税降费落实在企业身上，特别是落实在实体经济身上，着眼的减税降费是结构性的减和降，而非总量性的减和降。因此，在具体税种和费种的选择上需要格外讲究，系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高培勇表示。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增加良好的税收，如果税收结构设计得当，可以与社会发展目标相得益彰。

“例如通过征收环保税可以加快垃圾回收，杜绝污染、浪费等行为。在提升绿色经济方面，环保税是非常重要的供给侧措施。”斯蒂格利茨说。

此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有一个生产性行业，比如制造业的繁荣，而不是房地产行业。如果有更多的资源进入到土地中，这些资源就被锁定，不能在其他部分产生效益。另一方面，一些短期、高频的金融交易活动只是一个财富的转手，并没有产生社会效益，反而会扭曲资源，包括资本、人力等资源，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使用得更有效率、创造实体经济财富。所以土地税与资本利得税也是可以考虑的。

并非扩张政策

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今年的全国两会，我国已经围绕积极财政政策有针对性的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对策。

在高培勇看来，2019年已是我们正式做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大判断之后的第二个年头，围绕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布局，显然是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的。

因此，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外部环境深刻所带来的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虽然也体现在需求总量上和需求一侧，但相对于结构问题和供给侧问题，需求总量和需求侧的问题仍属于次要矛盾、次要方面。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重要判断的认识基础。

“扩大需求不仅是次要目标，操作也应该掌握在适度范围内，不可大水漫灌。外部环境深刻所带来的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虽然要求和决定着政策层面的相机抉择，但相对于体制机制性变革，相对于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短期‘对冲性’逆周期操作的功效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一再提到‘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 法治化手段’的基本依据。”高培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