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年年都关注“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看着大多数入围的考古项目，可能会有似曾相识的喜悦。

考古的乐趣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共识之上——人类文明过去所创造的一切都在这个世界留下了遗存，但只有那些没有随着岁月湮灭且能够幸运地被我们发现并破解其密码的，才能够重新复活。穿越广袤的时间河谷，我们能否与历史遗存相识相知，关键取决于我们的识别能力。过去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墓葬，现在大家会去寻找与之相关的居址、手工业作坊、聚落中心乃至宫殿、城址以及区域布局，考古项目因此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连续性，探求文明起源及进程的考古自然也有着很好的连续性。一项项考古发现连在一起，慢慢为我们还原历史的轨迹，解开一个个时间空间上的谜团。比如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一座大型台基，一批典型陶器，一批最早的瓦，三座规划严整的院落，就为我们之前关心的陶寺与石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芦山峁遗址位于两个著名遗址之间的关键空间，通过艰苦的发掘、研究，证明这处区域中心聚落与陶寺的早期文化比较接近，而与石峁的关系相对疏远。它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去揣测它是否曾经影响了石峁，但最终和陶寺一样被石峁所取代。

这样填补缺环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入围终评但没有进入十大名单的浙江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它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初鸣遗址在已知的各处良渚文化遗址中，是出土玉料、玉器半成品最多的，为研究当时的制玉工艺和玉矿来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考古发掘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让我们得以更好地探究和认识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良渚文化。

因盗墓或城市基础建设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考古项目依然在十大新发现中占了一定比例，但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主动发掘”项目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即使是如山西闻喜酒务头、陕西澄城刘家洼这样遭遇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项目，主要也是因为其迅速转变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科学探寻而被认可。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的考古发掘进行了几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了改变过去这一区域工作的薄弱而专门建立了渭南考古基地，引领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

从1990年首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举办以来，到今年已走过了29年。随着老一辈考古学家的相继淡出，加上技术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与过去相比有了不少调整。在前期的公众投票、终评现场的直播以及专家团队的讨论方面有了许多改进，考古项目的领队、汇报人也呈现出更加年轻化、技术范儿的趋势，多学科的合作在图片和视频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都使我们对这一评选的未来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