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三家巷》《红岩》《青春之歌》……这些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陪伴着新中国一代代人成长，其塑造的周大勇、王老虎、江姐、许云峰、林道静等更是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除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外，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创业史》《玉门诗抄》等作品也用文学的笔法描绘出时代生活的主潮，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鲜活样本。

在读者寻常可见的印刷本之外，饱含作者体温与编辑心血的红色经典手稿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揭开了神秘面纱。让我们一同走进《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一睹作家手迹。

近距离感受创作过程

步入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一层展厅，迎面红色背景墙好似一本红色经典的图书封面，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图标和“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展名赫然在上，背景墙左侧由上而下垂挂的黄色纸带好似这本“书”的腰封，上面写着本次办展的初衷与展览基本情况。

“为了发挥我们的馆藏优势，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计划举办一个以红色经典手稿为主题的展览。最初选择了100部手稿，后来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21部。我们选择的标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历史价值，又影响了一代代读者的红色经典手稿，其中不少是自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成立以来首次与读者见面。”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收藏部副主任慕津峰介绍说。

与以往读者阅读的规整干净的印刷文字不同，展览中不少手稿都是发表前的原貌，上面改改划划，既有作者本人的修改痕迹，也有合作者或编辑修改的;既有在稿纸上修改的，也有在清样或印刷本上修改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驻足《李自成》手稿前观览，“李自成进北京”的标题下，第一章第一节“李自成驻跸阜成门外”正文中，有多处修改，“申时刚过”被改为“刚交申时不久”，“有泉水、池沼的地方”在“的”字前增加了“和清溪奔流”，反映出作者姚雪垠在文字细微之处的讲究。《小兵张嘎》手稿则改动不多，厚厚的一沓8开稿纸上，作者徐光耀深蓝色的钢笔字迹规规整整，赏心悦目。《清江壮歌》是马识途上世纪60年代初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反映上世纪40年代清江地区惊心动魄地下斗争的小说，与百岁老人马识途今天的书法相比较，可以看出作者书写演变的轨迹。

能从手稿中解读出的信息还有很多。“通过研究馆藏的《青春之歌》手稿，我们发现林道静颓废、犹疑、压抑、痛苦的‘负情感’在出版之后弱化了，革命意识更加坚定。这反映出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创作变化和当时的文学和历史思潮。”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张元珂介绍说，“《红岩》手稿是典型的集体创作，上面的笔迹很多，经过一遍一遍的修改，渣滓洞看守所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和阴暗更加突出，江姐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典型化的文学手法尽显。”

除了修改痕迹外，《李双双小传》手稿第一页还保留了一张珍贵的“杂志发稿签”，上有“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第18篇”“大题横排头长字占15行”“正文横排老五号字”等内容，并标注了每面排几行、分几栏等信息，为我们直观了解铅与火的印刷时代杂志的出版流程提供了样本。

捐赠故事感人至深

机智敏捷、威武不屈的雨来是不少人童年时代心目中的小英雄，有关他的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故事与作者管桦童年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管桦从小听闻当地抗日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敌情的故事，将这些故事艺术加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小英雄雨来》。管桦生前将这部作品的手稿本捐赠给家乡河北丰润还乡河畔的管桦陈列馆和雨来纪念园。

由于当地保管展示条件有限，为了让这部珍贵的手稿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管桦夫人李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于2006年将《小英雄雨来》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捐赠仪式上，李婉表示：“虽说这些手稿字画能卖不少钱，但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我们知道管桦心里想的是什么。”

“很多名人家属不把作家手稿视为自己的私产，而是当作国家和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的慷慨捐赠，很多手稿可能会淹没在市场中被个人收藏，这将给学术研究和文化展示带来很多不便。”慕津峰说。

如果说《小英雄雨来》的捐赠故事充满温情，那《保卫延安》的捐赠故事可谓“厚重”——这部手稿足足有两尺多高、十几斤重，其创作过程也充满传奇色彩。

1947年，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打响，新华社战地记者杜鹏程被派到前线，辗转在西北战场，后来创作出当代文学史上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力作——《保卫延安》。在战争中，他积累了近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书稿，又历时4年反复修改才出版，出版后又修改过3次，已知的修改过程有16稿之多。上世纪90年代初，杜鹏程夫人通过舒乙将这部凝结着作者无数心血的珍贵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次展出的红色经典手稿有些是作者本人捐赠的，比如《清江壮歌》《上海的早晨》等;有些是出版社捐赠的，比如《玉门诗抄》等;有些是作家亲属捐赠的，比如《小英雄雨来》《李自成》第四、五卷等。不管捐赠者是谁，文学馆、博物馆等专业收藏机构无疑是手稿最好的归宿。”慕津峰说。

本报记者 张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