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有造星的魔力。
新中国电影70年光影变幻、故事跌宕的大银幕上,演员的精湛表演无疑是时光沉淀下来的极为生动深情的记忆。70年来,演员们为观众带来艺术审美、娱乐快感,也为电影产业带来票房和资本的某种保障。他们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见证者、演绎者,也是国际文化交流中极具流通性的文化符号。
守护新中国的银幕英雄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第四展厅,曾专设“新中国22大明星”主题,这22位明星是指1961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慎重讨论,反复征求各电影厂的意见,于1962年4月上报文化部批准的22位演员,包括: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当时他们的照片悬挂于全国各地影院、工人文化宫。北京市美术公司印制了75.3947万张三至四寸的“22大明星”照片,8个月售出71.4638万张。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国图片社也印制了“22大明星”照在全国公开出售。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初期,一方面演员等专业电影人才十分匮乏,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电影演员都有资格扮演英雄形象。来自延安的“文艺战士”率先登上银幕,《钢铁战士》中英雄连长张志坚的饰演者张平、《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田华成为最早的银幕偶像。旧上海电影明星白杨、上官云珠、赵丹等也纷纷换上质朴的“人民装”,进行社会主义电影明星的重塑。
培养青年演员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迅速展开。1950年5月,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成立,1951年6月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1956年6月1日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经电影学院培养和文工团选拔,庞学勤、李亚林、张园、金迪、谢芳、祝希娟、王心刚、王晓棠等青年演员成为新生代银幕英雄的塑造者,并进而成为颇受观众追捧的新一代银幕偶像。
1961年,“22大明星”被命名之前,有同志提出,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明星被影迷追捧和喜爱,还特别担负着塑造新形象、建构新身份、树立象征意义、营造情感氛围的使命。新中国电影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培养了属于中国的银幕偶像。
点赞全球化时代中国面孔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复苏后敏锐呈现了社会变迁,银幕角色、演员表演和观众观影都悄然发生了改变。1980年“百花奖”评选恢复,陈冲和刘晓庆因在《小花》中的出色表演,分别荣获最佳女演员、最佳女配角奖。之后,刘晓庆又连续3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庐山恋》使女主角扮演者张瑜一夜之间成为银幕偶像。在很长时间里,“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出不少银幕偶像,唐国强、李秀明、龚雪、姜文、方舒等相继成名。
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华语电影明星的商业制造,中国面孔与华语电影迎来了全球流通的新阶段。中国电影人频繁亮相国际重要电影节并载誉归来,全球观众通过他们,了解中国也了解中国文化。巩俐因主演《红高粱》一举成名,欧洲三大电影节均获得过个人奖项。从《我的父亲母亲》到《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章子怡作为全球银幕偶像的成长史,正是新时期中国电影银幕造星商业机制的发端发展史。章子怡迅速参与了更多国际化的影片,多次作为颁奖嘉宾亮相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和戛纳、柏林电影节。而中国面孔的流行与中国电影类型的国际流通关系密切,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夫片、武侠片的市场运作,对银幕上的中国面孔如章子怡和成龙、李连杰的形象传播产生了推动作用。
然而,商业炒作和资本投机终归难以创造真正的银幕偶像。电影明星能够降低资本风险,一定程度上保障票房,但明星的文化意义更值得关注。
为中国“打call”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银幕与明星之间的“必然”关系。近年来,“网生代”观众和粉丝日益渴望以陪伴的关系参与偶像制造,大众也在逐渐恢复更理性的判断和诉求。
当互联网上“饭圈”女孩集结为“阿中哥哥”“打call”,在流量明星代际更迭中,我们看到了粉丝的成长。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将平时各自为营的“饭圈女孩”聚集为庞大的互联网声音,青少年粉丝为爱豆“打榜”,也支持电影《战狼》《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的票房,认同银幕英雄的精神情感力量。
今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电影理应担负弘扬民族精神、展示中国力量的时代使命,为中国“打call!”
(作者单位:赵丽瑾,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侯倩,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