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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幅幅封面上描绘诗意——谈丰子恺的书籍装帧艺术

在一幅幅封面上描绘诗意——谈丰子恺的书籍装帧艺术
2021-05-08 17:52:20 来源:光明网

朱光潜曾说:“丰子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论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情的流露。”这一评论抓住了丰子恺艺术特色的本质,即艺术来自对生活的热爱。

除了漫画,丰子恺的艺术形式表现在多个领域,有散文创作、文学翻译、艺术教育、文艺理论等。这些艺术形式,都保持了直通生活感性的特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丰子恺在书籍装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悉。《封面子恺》一书,展现了178幅丰子恺设计的书衣,是丰子恺封面设计精品集,并由其后人根据相关史料择要撰写了66个封面故事,细述设计前后的缘由。丰子恺的封面设计作品,以漫画入装帧,率真、简洁、亲切,注重诗意和童趣,讲求构图和图案,造成一种有温度的装饰效果,在书籍装帧史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从生活的角度设计图书封面

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参加学生艺术团体“乐石社”,该团体由李叔同和夏丏尊任指导老师。丰子恺就是在这一时期初步掌握了木刻和金石的技法。朱光潜认为丰子恺的早期作品就是木刻。他回忆说:“丰先生刻木刻是在白马湖时候,即1923、1924年间。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他常常是当场画好了立即就刻,刻好后就传给我们看。”朱光潜所说的“白马湖时候”,是指丰子恺在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时期。这时丰子恺开始涉足图书封面设计艺术,不少作品是单色的,与李叔同的《南社通讯录》风格近似,让人联想到木刻的尖利刀锋痕迹。

尽管丰子恺学习并实践过木刻技术,他的画也很有木刻韵味,但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制作锌板铜版已很普及,他的封面画大多改以毛笔描绘后直接制版印刷。这一表现形式的变化,更加突出了丰子恺在封面设计上的艺术风格。

林语堂曾向他约稿写一篇《谈漫画》,他坦言对自己的画的性状还不知道,怎么能够普遍地谈论一般的漫画呢。“我的画与我的生活相关联,要谈画必须谈生活,谈生活就是谈画。”同样的,丰子恺也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设计图书的封面。

他对书籍装帧所持有的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为《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撰写的前言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是优良艺术作品的根本条件。书籍装帧既属艺术,当然也必具备这条件,方为佳作。盖书籍的装帧,不仅求其形式美观而已,又要求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是内容意义的象征。这仿佛是书的序文,不过序文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装帧是用形状色彩来表达的。这又仿佛是歌剧的序曲,听了序曲,便知道歌剧内容的大要。所以,优良的书籍装帧,可以增加读者的读书兴趣,可以帮助读者对书籍的理解。”

他画画时,在内容上不借鉴或模仿,只在生活中寻取素材,获取自己的灵感。在书籍装帧上,他也有同样的主张:“当然可以采取外国装帧艺术的优点,然而必须保有中国的特性,使人一望而知为中国书。这样,书籍便容易博得中国广大群众的爱好。”

把漫画引入封面的第一人

姜德明说丰子恺“第一个把漫画引入封面”,陈星指出“子恺漫画不以讽刺、滑稽见长,而是体现出更多的抒情性和诗意”。丰子恺在封面设计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创新,用“形状”和“色彩”来表达他对图书的理解,也在一幅幅封面上描绘抒情和诗意。

《海的渴慕者》是丰子恺的第一幅封面设计作品。这是一本192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海的渴慕者》是其中的一篇,描写了一个青年因为家庭、社会、爱情等束缚和不幸遭遇而悲观绝望,最终跳海自杀。作者孙俍工与夏丏尊、丰子恺都住在白马湖,由夏丏尊写序,丰子恺设计封面。封面上一个赤身的人坐在礁石上,头发竖立,双手张开,抵住身下的礁石。他面向大海,远处海平面下升出的一点太阳,刺射出的光线占据了半面篇幅,张力感十足。

《我们的七月》是“我们社”的创刊号,对丰子恺意义重大。在这本刊物上,他发表了第一幅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画以线条的笔墨描画了卷帘和窗几,尚有余温的茶壶茶杯,窗外的一钩新月,散发出静谧温馨的意境。郑振铎正是看到这幅漫画,才开始不断向丰子恺约稿,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积累日久,这才有了文学周报社出版的《子恺漫画》的面世。“从此我才知我的画可以称为‘漫画’,画集出版时我就遵用这名称,定名为‘子恺漫画’。”

《从军日记》的封面则很有意思,它有两个封面,一个外封,是丰子恺的女儿——六岁软软(丰宁馨)的画作,稚嫩的手笔描绘了五个战士奔赴沙场的景象;一个内封,是丰子恺自己画的,因为担心作者谢冰莹不能接受小女孩的封面画,作为备选。谢冰莹两幅作品都不愿放弃,这本书也就有了两个封面。

一幅幅别致的封面,亦如“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我们的六月》的封面,一袭绿色铺展开来,带来沁人的宁静与清凉。朱自清的《踪迹》,封面上竖幅的海景,白云朵朵排列,海鸥低飞,浪花错落有致,还有大幅留白。《音乐的常识》设计了两个人在树下背对背吹奏的音乐元素。《爱的教育》上闪耀的“红心”,展示了扑面而来的爱意。《中国青年》的封面,丰子恺按照这本杂志所担负的使命,两份封面都有“一支箭”的元素,表达了矢志不渝的信念,寓意深刻。《童话概要》和其他擅用背影的封面一样,画面上三个孩童的背影,在硕大圆月的映衬下,格外让人爱怜。《国木田独步集》用剪影的形式,树间弯月,屋檐猫影,窗下读书人,完成安逸舒心的构图。《世界音乐家与名曲》,再度用剪影展现了音乐厅里的整支乐队,有一种音符溢出的效果。此外,还有《儿童故事》系列封面,画面和谐,充满童趣。

三代师生的书籍装帧艺术

中国书籍装帧设计艺术起步很晚,大致起始于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西方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书籍大量翻译引入中国。到甲午战争后,日文译作开始增多,同时日式装帧形式也开始引入国内,出现了精装和平装两种装订形式。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历史,并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装帧设计家。

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而陶元庆、钱君匋又是丰子恺的学生,三代师生在中国近代封面画木刻、漫画描绘以及图案装饰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05年8月李叔同赴日本留学,次年2月出版发行《音乐小杂志》,这是我国第一本音乐杂志。其中,除了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其他都出自李叔同手笔,包括编辑出版事务都由他一人包办。《音乐小杂志》是六十四开本的小册子,封面彩色印制,总体蓝色调,彩色套印。上端是手书刊名,右侧是一束罂粟花,中间是黑色五线谱,衬以浅黄底色。五线谱选的是法国《马赛曲》。这样一帧封面,在1906年的中国堪称时髦。丰子恺的封面画《海的渴慕者》《童话概要》《苓英》《世界奇观》《青鸟》等,也都沿用《音乐小杂志》横排从右向左的书写形式。

丰子恺从日本“游学”归来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授西洋绘画和图案画课程,学生中有陶元庆与钱君匋。当时陶元庆特别喜欢封面设计,鲁迅出版的图书封面都是由他“承包”设计的。钱君匋与陶元庆关系密切,陶元庆设计封面,钱君匋一旁看着,很快掌握要领,也开始接触书籍装帧设计这门艺术。

陶元庆设计封面,采用的是略带抽象的图案装饰设计,这在中国封面装帧史上是一种大胆创新。他为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就是用非写实的手法描画一个在压抑中挣扎的半裸妇人,那略带恐怖的画面,很好地表现出“苦闷的象征”这个主题,得到鲁迅的赞同,认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陶元庆为鲁迅设计的第二幅封面作品是《彷徨》,他选用橙红色的纸张作为底色,配以黑色玩偶般的装饰人物和一个猛砸下来的大太阳。鲁迅称赞“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陶元庆也引荐钱君匋认识了鲁迅,使钱、鲁二人成为忘年交。钱君匋的封面设计,也得到鲁迅的好评,钱君匋就此成为知名的装帧设计家。钱君匋的设计思想与丰子恺十分接近。钱君匋曾说,封面设计“首先难在独特构思,否则画出来的作品无个性。成功的书面画,要把书的中心内容和盘托出,又杜绝浅、露、甜、媚、尖、脆,跳过这几条铁门槛,达到浑涵、含蓄,有画外之味,图有尽而意无穷”。封面也可以“从侧面体现书的意境,道是无关却有关,拨动读者想象之弦,使之余音袅袅”。钱君匋还从商业角度阐释了封面设计:“一本书放在一千本书中,要能第一个抓住读者的视线,使之不忍离去,不由自主地想翻开书看上一眼,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才算是成功的。”

李叔同、丰子恺和钱君匋、陶元庆三代师生,他们都是大师级的装帧设计家。他们的封面作品构思独特、画面和谐、寓意深刻、各具风格;他们对成功的图书封面设计的独到见解和深刻阐释,至今仍不过时,仍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编写《封面子恺》这本书的初衷。(作者:高杨,系黄山书社副编审;杨子耘,系丰子恺外孙)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蔚广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