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麻木不仁地摇头，有点矫情地说：最后一次，再为我做一只陶罢。我感到我的内心很荒唐地触动了两个凹凸不平的烙字：爱情。”——《陶之陨》

18年前，高中生张悦然写下这篇文章，主题是早恋。当时，捧红韩寒、郭敬明等人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风头正劲，她凭借此文获得2001年该比赛的一等奖。

仿佛一夜成名，她变为年轻人眼中的成功范本。之后，写小说、办杂志，教书，将人生图景不断向前拓展。区别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之初的繁华，她也感受到了当下文学的寂寞，并努力想改变这一切。

作文大赛带来的“成功榜样”

如今，在一些对谈场合，张悦然偏爱深色着装，有时会带一个帆布包。发言时语速不快，声音很平和，“成熟稳重”是很多人对她的第一印象。与当年青涩的样子截然不同。

大约20年前，《萌芽》杂志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在高中生里发掘了一批颇有文学才华的年轻人。张悦然作为第三届比赛一等奖得主，很快被推到台前，接受读者崇拜的目光。

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新概念作文大赛”有些生疏，对80后乃至更年长的读者而言，它却代表了一种文学潮流，影响力绝不亚于现在最火爆的选秀节目。

张悦然被安排着去各处书店签售，宣传横幅上多半会加上“美女作家”一类的称呼。她每次看到，都会觉得有些局促不安，总觉得那不是自己。

参赛时，她正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念高中，获奖后得到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机会。虽然最终没去成，但并没妨碍经常被作为成功案例提及。

像是感受到作为公众人物的压力，她从2004年开始，两年时间内接连出版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和《誓鸟》、短篇小说集《十爱》等作品，拥有了稳定的读者群。

有人认为，张悦然能够火起来是赶上了文学的繁盛时代：毕竟那时还有那么多人真心实意热爱着写作。

“很难得，文学曾拥有那么高的地位，获得那么高的关注度。”张悦然喜欢那时的写作氛围，但觉得作为80后，赶上的只是繁盛期的一个尾巴。

“能沐浴到文学的夕阳也挺好。”张悦然声音里带着些许怀念，“毕竟是一个人生舞台，让你能够展示自己”。

编杂志，为文学组个“朋友圈”

获奖几年后，26岁的张悦然萌生了一个想法：编杂志。起因之一，是想念在网络论坛上热烈谈论文学的日子，想给文学一个相对纯粹的交流空间。

于是，2008年，《鲤》出现了，张悦然任主编。

最初，杂志社拥有一个两层的工作室，坐标望京，很多志愿者穿梭往来，跟编辑们争论文学的种种话题。

《鲤》的周围聚集着周嘉宁等作家，像是为文学组了一个“朋友圈”。杂志属于主题书，不定期出版。同时，也会对国外年轻作家的作品进行译介。

张悦然常常被读者们的反馈感动：有人寄来很多照片，拍摄《鲤》的封面，从第一期到最新一期。那段日子她过得相当开心，“那是和文学在一起啊”。

可一段时间以后，《鲤》不得不借助“裁员”的方式存在下去，直到常驻人员只有3个。张悦然自嘲“八成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规模更小的杂志了”。

“我们确实养不起那么多人。”她觉得《鲤》能“活”到现在，秘诀就是人少、规模小，“不用太关注文学之外的事情。创作更好的内容是我一直信奉的理念”。

张悦然把现在的《鲤》形容为“化石”般的存在，必须得努力坚持，“想给热爱文学的人一个平台，要是还能影响到一些人的青春，就更好了吧”。

一个大学老师的理想

如果不算杂志主编这个小小的头衔，张悦然应该是个自由职业者，从大学毕业后就专职写作。这两年，常有新书出版。

2012年，张悦然得到了另一个称呼：老师。那一年，她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写作班的讲师，这是她获得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自此，教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她在教师、杂志主编、作家三个身份中切换，很快把课堂变成宣讲文学的地方：跟学生讨论小说，凭借自己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给出视角独特的分析，努力想把文学带进一个纯粹的场域。

“我想把好作品传递给年轻人，希望他们成为长久的读者。”张悦然热切的期待，大学生距离社会生活较远，对文学拥有最真诚原始的渴望，哪怕只是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也许文学落寞 但可以做点什么去改变

可像很多人感受的那样，“纯文学”处境日渐落寞，爽文、爽剧当道，很多人不再偏向选择看小说。昔日大作家的新书销量不佳，并不稀奇。

张悦然没把罪名全部堆到火爆的短视频上，“就算没它们，也会有很多比文学更有意思、更好玩的东西分散精力，手机阅读改变了获得信息的方式，很多东西都可以打败文学”。

她愿意实际做点什么改变这一切。所以，发起了“匿名作家”计划，还请来24位作家、批评家和文化人，预言他们眼中文学的未来。

整理完大家的预言后，张悦然发现收回的问卷有点消极，“甚至对文学有着一定摧毁性，比如很多作家都预言到诺贝尔文学奖将会消失”。

她自己的看法也不怎么乐观，在一场青年文学论坛上还提出了3个预测，认为将来人工智能可以写出人类最细微的感情，将穷尽人的书写，于是人类写作者只好开始写动物。

“我们都以为文学特殊，唯有它能构建人性复杂的多面性。”张悦然说上述设想很极端，却不全是危言耸听，“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写尽人性的幽微，那时候作家还能干什么?可能只能写动物吧”。

文学会衰亡吗?她又给出了否定答案。这有些矛盾，可她觉得，作家永远是在唱衰的，但在唱衰里面也包含着期待，包含着他们想要看到的新的可能性。

说他们“背叛文学”太不宽容

就在张悦然作出上述努力的同时，“新概念作文大赛”也已走过20年。在这段时间内，很多当年的参赛者、获奖者，离开了写作或与它相关的领域。

《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现代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医、有的进入金融领域……还有的干脆自己开了个店。他们变成了医生、白领，或者店主。当年名声最响亮的韩寒、郭敬明，除作家之外，也多了其他头衔。

有人开始揶揄：以前想靠着文学成名，如今却背叛了文学。

张悦然还在安安静静写小说，而且越写越像大众眼中“纯文学”的路子。她很少主动谈起“新概念作文大赛”，但又总会被问到一个问题：那些离开的人怎样了?

“不能苛责改行的人吧，说他们背叛文学有点儿太不宽容。”张悦然自有判断标准，“毕竟获奖时只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很难确定稍稍显露的才华，能否支撑他们坚定地把写作当成职业”。

就连张悦然本人，拿到一等奖后，大学选择的也是计算机专业，跟文学没多大关系。直到连续发表了几篇作品都受到欢迎，才决定专心写作。

文学不是宗教，不存在背叛。在她的心里，即便改行后，工作与文学再无交集，可与文学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不会与人生割裂，“所有离开文学的人，依然会得到文学的祝福”。

偶尔，张悦然会感叹，现在身边还在写作的同龄人，早已不是十几年前那些人，“有对生活压力的考虑，可能也有对文学渐趋边缘化的失望，所以，就离开了”。

那么，她也会走吗?

“文学和每个人都有联系，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责任感。编杂志，当老师，能把有价值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年轻人，也挺好吧?”张悦然轻快地笑着，仿佛心里早已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