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资料图片
【大家谈经典】
开栏的话
何为经典？经典就是经过时间沉淀和大浪淘沙后依然历久弥新的传世之作。它书写和记录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捕捉和反映了人们生活和情感的变化，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报开设《大家谈经典》栏目，约请文学艺术领域的大家名家，畅谈经典创作的故事和心路历程，以期为当下文艺创作带来经验和启示。
午后的阳光让客厅的一角明亮而温暖。王扶林身着格纹外套、一条深蓝色牛仔裤，靠在沙发上，儒雅中透着几分时尚。聊天中，王扶林的脸上时不时泛起淡淡的笑容，阳光般和煦。
执导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国演义》的确是时间有些久远的事情了。王扶林抬头看着天花板，自言自语说：“《红楼梦》已经播出近32年，《三国演义》播出25年。我是沾了曹雪芹和罗贯中的光。”
有人说导演只要有一部代表作，就可以受益终生。王扶林执导的新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在当时全民收看，万人空巷。之后导演的87版《红楼梦》和94版《三国演义》接连成为中国电视连续剧史上的扛鼎之作，牢牢占据了亿万观众记忆的内存空间，至今难有超越者。
红楼一梦三十余载，再回首时芳华依旧。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国演义》为何能经久不衰？王扶林回了四个字：“敬畏之心。”在他看来，“对待文学名著必须有敬畏之心，改编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忠实原著，不能损害原著精神。”
心有所畏，行方有所循。正是抱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王扶林“开辟鸿蒙”、披荆斩棘，筑造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多座高峰。
1、每次改编名著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满敬畏，脚下如履薄冰
好作品的秘诀是什么?
“剧本!”王扶林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质量过硬的剧本，一切都是妄谈。”
虽然已退休多年，王扶林现在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挚爱的电视剧。“现在很多电视剧只靠表面上的花里胡哨博眼球，弄几个明星来撑场面，这是站不住脚的。电视剧能不能吸引观众，还是要靠作品的质量。我们在动笔写电视剧《红楼梦》剧本之前，光研究原著就用了一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王扶林去伦敦考察，回来后便提出：“英国可以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拍成电视剧，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古典作品见诸荧屏?”当时中国尚无改编名著的先例，他的提议只能暂且搁置。
机遇很快就降临了。1982年，中央电视台台务会正式决定开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导演就由王扶林担任。
接到任务后，王扶林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多年的梦想竟如愿以偿，惧的是对名著改编尚心里没底。王扶林只在青年的时候浏览过《红楼梦》，并没有通篇看下来。不懂原著，怎么能拍好电视剧?王扶林心里有些打鼓，便请教了红学家吴世昌。吴世昌建议他先召开一个座谈会，听听红学家们的意见。
1982年的冬天格外冷，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一间屋子里，挤满了红学家，热烈的讨论声盖过了屋外寒风的呼啸声。
“大部分专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好，但也有不少专家担心能否改好。”王扶林心想，自己初出茅庐，能干起来就不简单了。他一直很信服铁人王进喜的处事哲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谁来改”“怎么改”成为首要问题。“有人熟悉影视编导，但不懂《红楼梦》;有人懂《红楼梦》，但不熟悉影视编导。两者兼而有之的人很少。”权衡再三，王扶林最后建议台里找懂原著的人来改，“不熟悉影视编导，可以找人协助。但不懂《红楼梦》，很难在短时间内学通”。
红学会推荐了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雷、曾写过电影《谭嗣同》剧本的中央党校研究员刘耕路以及淮北师范大学讲师周岭，三人组成编剧组。中央电视台还接受王扶林的建议，成立了顾问委员会，邀请王昆仑、沈从文、启功、吴世昌、吴祖光、周汝昌、曹禺等一批红学家和剧作家加入。
人前表现得干劲十足、信心满满;晚上回到家，盯着房顶，整夜不能入睡。“《红楼梦》的改编，事关祖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千万不能搞砸了。”王扶林说。
王扶林向台里请求解除他日常录播节目的任务，用一年时间研读原著，翻阅有关学术文章。遇到不会的问题，就向红学家们请教。尽管如此，在红学家们讨论剧本的时候，他仍不敢插话，害怕自己理解太肤浅。“那时每天都像踩着地雷，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
1987年5月，《红楼梦》的热播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春潮。两年后，中央电视台计划将《三国演义》改编成电视剧，当时很多导演主动请缨，台里决定还是让王扶林担任总导演。
改编的经历总算有了，但拍《三国演义》如同要跨过另一座险峰，一切要从零开始。王扶林和五位分导演仅研究剧本就花了8个月时间，每周讨论一次，每次讨论两集左右。导演和监制必须参加讨论，其他主创人员有时间也要过来听。“那时，会议室里满满都是人，很多人主动来听。他们觉得听专家讲解，可以加深对小说的理解。”
一个小细节往往就会争论很长时间。在“煮酒论英雄”一场戏中，曹操试探刘备是否有野心，他指着刘备，后又指着自己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改编者害怕观众听不懂文言文，就想改成“惟使君与曹操尔”。为此，剧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最后决定不加“曹”字。“小说里的话，演员说起来很有气势。如果加了，就表现不出曹操的狂妄自大和不可一世了。”
6个编剧、5个分导演，84集电视连续剧、近4年拍摄周期……这样的情况下，想让改编的风格统一，难度可想而知。压力有时也会成为攀登高峰的基石。王扶林与其他主创人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对情节走向有总体把握，又从剧本的细枝末节问题抓起，就这样一步一步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实现了剧情发展统一、画面语言统一、人物性格统一、艺术风格统一。
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王扶林眼中，每次改编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满敬畏，脚下如履薄冰。“对待名著改编，必须拿出搞学术研究的态度，突击性完成古典名著改编是绝对不可以的，没有深厚文化积淀的话，绝对不可以。”
2、“我从来不敢回头看我拍的东西，总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准确，准确，再准确!
王扶林犹如一名木匠，仔细雕琢自己的作品，细致入微。“改编名著的目的就是普及名著，让观众从原著中提升文化涵养，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每个细节都要尽可能地符合原著精神”。
在小说《红楼梦》第七回中，贾府老仆焦大喝醉酒，朝王熙凤大骂，其中有一句是“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当时有人提出这句话有误，按照正常逻辑，应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请教红学家后，大家恍然大悟：“焦大喝醉了，说话肯定颠三倒四，曹雪芹这样写是有用意的。我们不能自作主张，随随便便就修改了。”
还有一次是搭建荣国府的景，府门前一个牌楼上写着“荣宁街”。搭景完成后，剧组请红学家们过来把关，看场景是否符合小说设定。红学家们看了一眼就说：错了错了!荣国府是弟弟，宁国府是哥哥，应该是“宁荣街”。至今回忆起来，王扶林仍然唏嘘不已：“如果没有红学家把关，不知后期将遇到多大麻烦。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
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是把一种艺术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艺术形式。两种艺术形式不同，叙事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既忠实原著，又拍得好看，方能“美美与共”。
小说的第一回到第五回里，甄士隐从荣到枯，贾雨村从枯到荣，这个“小荣枯”是全书的一个缩影。如果要按全本内容来表现电视剧的话，这部分不可或缺。但电视剧毕竟不同于小说，不能播了很长时间，主角还没有出现。于是，王扶林就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把前五回压缩至半集，让观众能很快看到黛玉进府和宝黛相会。
“如果只照搬原著、以文学的方式塑造形象，电视语言得不到充分发挥，即使故事铺陈得再好，也很难满足观众需求。”王扶林始终坚持着这样的原则。
没有明星，全部起用新演员——87版《红楼梦》的这个做法在当时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并不反对使用名演员，因为明星的号召力不容忽视。但挑选演员，前提是符合原著的要求。林黛玉进府时只有十一二岁，找年龄稍大的演员来演，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王扶林举了一个例子，在“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场戏中，林黛玉在床上午睡，贾宝玉揭起绣线软帘，爬到床上唤醒黛玉，二人面对面躺下。“如果让二十七八岁的知名演员来演，两人在床上拉拉扯扯，很难表现出两人的纯洁感”。
一切为了更好地呈现小说原貌。王扶林向台里申请10万元经费，举办了两期创作人员培训班。他和编剧、监制从全国选出60名学员进培训班，大部分学员都名不见经传，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演过戏。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草木萧疏、苍凉寥落，却因为《红楼梦》创作人员培训班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演员的学习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早上是形体训练，上午请专家讲课，下午是表演练习，晚上学员穿上小姐、仆妇的服装，练习琴棋书画。“让演员跟角色谈一次恋爱，看到底合适不合适”，王扶林如此形容。
一群不会演戏的年青演员，却成就了众多经典荧屏角色。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曾评价《红楼梦》：“忠实地再现了曹雪芹笔下数百个形象鲜明的人物，把毁灭了的美重现在广大观众眼前，这不会由于时间、地点及形式的不同而改变其价值。”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称赞该剧：“乍展荧窗百态丰，鲜葩阆苑粲新红。朱楼搬演多删落，首尾全龙第一功。”
87版《红楼梦》已重播千次，成为亿万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但每次提起来，王扶林都有数不清的遗憾。“我从来不敢回头看我拍的东西，总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比如镜头语言比较粗糙，有些演员契合度还不够。”
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时说：“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由于当时拍摄条件所限，王扶林没有将“太虚幻境”“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等情节列入拍摄计划。没有这些场景的铺垫，贾宝玉说的这句话就会有些突兀。“如果能够及早发现，用‘闪回’处理一下就行。还是读书太浅，对原著理解不到位。”王扶林把头转向一边，表情凝重起来，似乎在跟自己生气。
3、“搞文艺创作还是要纯粹些，首先应保证质量”
临近傍晚，凉风乍起，王扶林裹紧外套，继续聊着电视剧创作。日常生活中，王扶林的话很少，但只要提起《红楼梦》《三国演义》，就会让他的话匣子打开。
“领导的支持很重要”，王扶林经常挂在嘴上，它不是一句客套话，更不是一句奉承话，而是他多年拍电视剧的深刻感悟。
《红楼梦》主题曲谁来写?当年，在这个问题上颇费思量之后，王扶林找到了王立平。不料，台里有人写信给台长，指责王扶林竟然找一个写流行歌曲的人作曲。《红楼梦》总监制戴临风把这封信拿给王扶林看，王扶林心凉了一半。戴临风问王扶林的意见，王扶林仍坚持让王立平作曲，戴临风当场决定：“照你的意见办!”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一曲《枉凝眉》，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座高峰。
类似得到领导支持的事情不胜枚举。《红楼梦》拍摄期间，有人写信给广播电视部部长，夸大其词称剧组风气不好。王扶林心想，拍不成了，领导肯定让他们停工整改。没想到有一天在楼梯里，王扶林碰到了时任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把担忧告诉了他。阮若琳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告诉王扶林安心拍戏，“有事我担着!”
“一部戏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智慧。”在采访中，王扶林反复对记者说，“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导演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做一个电视剧导演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能够做到团结全剧组人员，尊重他们的创造精神，并把这一切吸收过来融会贯通在导演统一的构思中。”
“黛玉进府”这场戏，王扶林原来设计用七个分镜头来拍。当时，摄影师李耀宗提议说，可以用一个长镜头来拍，这样更具连续性。“我们认为李耀宗的想法很好，就决定用一个镜头来拍，这也成为电视剧里一个很经典的镜头。”王立平后来撰文回忆说：“倘若没有团结一致、相互帮扶的团队意识，没有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职业操守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一个目标，绝不可能共同完成伟大的业绩。”
“市场经济对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有时让大家变得很浮躁。”王扶林说，“搞文艺创作还是要纯粹些，当然要考虑回报，不能只投钱不赚钱，国家也吃不消。但首先应保证质量，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不能一味地追求赚钱。”
在王扶林家的客厅书架上，摆着一座崭新的奖杯。今年年初，安徽卫视将“2018国剧盛典·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贡献人物”的称号授予王扶林。节目组在邀请函中写道：“正是王扶林先生与一代电视工作者对艺术的共同热爱、敬业踏实、不骄不躁、不懈付出，才托举了一部部超越时代、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为每一位电视从业者树立了职业标杆，也让国剧精神薪火相传。”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记者结束了采访准备离去，王扶林起身相送，客厅里的灯光辉映着墙上几张王扶林拍戏的照片，记录着一个杰出导演的荣光。
（本报记者刘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