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64岁的吴绍进听老辈人讲过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吴宗辉问起来，他不会想到，在老屋阁楼上竹篾箱里装着的那些破破烂烂的纸片，竟与他的家族紧密相关。

吴宗辉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学校的契约文书博物馆收藏的10万多件文书，他翻过不少。那些文书，多源自乡间农户。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大伯把一沓沓文书摊在他面前，吴宗辉此时才知道，家里不仅有百余件旧文书，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00年。多年来，这些记录了家族诸多重大事件的契约、账簿、字据，用旧报纸随意包裹着，放置在少人问津的角落，纸张已经脆化，水浸、虫蛀的痕迹触目皆是。

在庆元、在丽水、在浙江，在千千万万农户的阁楼上，还藏着多少这样的文书?它们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吴宗辉与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学自发成立了“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近两年来，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奔赴浙江各地的多个村落展开田野调查。

下乡：走近历史

俗话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自古以来，无论是买卖租赁、分家继承，还是雇佣赋役、纠纷诉讼，文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些年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就不乏记录契约的铭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更是展示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不过，或许是因为文书实在太常见了，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课题组的第一次调查，就到了吴绍进家。

课题组正在清点吴绍进所藏民间文书

“这个东西，平常谁会去特地看啊?要不是宗辉发现，我都不知道这个有用。”面对周思敏的提问，吴绍进直言不讳。

范延周招赘文书

经过清点，吴家所藏文书共计114件。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一件田契，文书约定：范义舜将自家田产“卖与本家礼行叔”。而写在一张红纸上的招赘文书，则记录了1946年这个家族的又一件大事：范延周年岁已高，无力耕种，“左思右想，朝夕不安”，决定将女儿“配与西垟村吴达德为妻”，“生下男儿，长子继入范家为嗣”，“二、三子继入吴家为嗣”。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吴家收藏的文书大多与范氏有关。

在金华、衢州、绍兴等地，课题组也找到了多个藏有文书的农户。生活在金华市婺城区的曹大伯，虽然没上过学，识字不多，但听朋友说古旧字画很值钱，就赶在老房子拆迁前，到里面好好搜寻了一番。没找到字画，却在酒窖里找到了200多件文书，装文书的木箱已经霉烂了，纸张也潮乎乎的。

“(文书)原来是一包一包地包起来的，有的三五张，有的七八张，外面再有个纸套子一样的东西套住，看不见里面长什么样。”按照那位朋友的指点，曹大伯把盖着红色印章的文书挑选出来，因为有了官印就更值钱，他又买来毛笔、糨糊，把破损的文书按自己的想法修补了一番。

“您考虑过您的修补对文书会有什么伤害吗?”调查时，余承霖这样问。

课题组将金华市档案馆藏两张文书残页成功缀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这个我们不懂的，没那么娇气的吧，我看都好好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是卖出去了。”曹大伯这样答。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与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间文书正面临着湮散的危险。”课题组指导教师李义敏说，很多民间文书的持有者对其价值不甚了解，文书大多随意存放在阁楼上，在旧房改造、拆迁的过程中，随时有被损毁、丢弃的可能，有的被零散售卖，抢救性的科学搜集、保护和整理刻不容缓。

访店：深入现实

几年前，一个商贩有意把曹大伯的文书全部买走。曹大伯又咨询了那位朋友。朋友劝他，不能被那么一点钱吓住，不妨先卖出去几件，等行内人都知道了他家有好东西，就会引发竞争，到那时，不愁卖不上好价钱。于是，曹大伯把家藏的文书拆分开，陆陆续续卖给了几个商贩。到课题组入户调查时，原来的239件文书，只剩下了43件。

古玩商贩间的竞争，确实存在。除了走家串户“跑地皮”的小贩，还有开古玩店的老板。随着民间文书研究兴起，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个人都在购买民间文书，而把农户与买家联系到一起的，正是那些古玩商贩。通过对古玩商贩的走访，课题组发现了不少问题。

丽水市松阳县有一家古玩店，店主经手的文书不下万件，大部分收购自“跑地皮”的小贩。

“小贩为辨别文书的类型和品相，往往会将农户收藏的民间文书拆包。店主在出售过程中，为追求利润，会对文书进行二次拆分：先抽取珍稀品种，以高价售出，再将剩余的文书进行分类，根据不同购买者的要求按类出售。”这是石靖菁在调查中的发现。

“说实话，不分开的话，赚不了什么钱。”店主有他的难处，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不得不把销路好、价格高的文书拣选出来优先出售。

丽水市的另一位古玩店老板是收集客家契约文书的大户。因为散放的文书不容易查找、翻阅，他就按自己的方法对不同来源的文书进行分类，再将相同类别的文书粘贴在一个长卷之上，有的卷子长达65米。为了熨平那些保存不善的文书，他还专门购置了一个装裱专用的电熨斗。

商贩们之所以拆分文书，还有源自买方的需求：财税博物馆只对与财税相关的文书有兴趣，科举博物馆只专注科举文献，研究法律史的学者只搜集诉讼文书……

各地的情况一条条汇集起来，课题组的成员们不免忧虑：由赋役、买卖、诉讼、婚姻等各种元素构成的社会生活，才称得上是完整的社会生活。民间文书如今收藏在哪家哪户，自有其历史渊源，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拆分，都会导致“骨肉分离”——文书失去了原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系统性和完整性一旦被破坏，就再难复原。而不恰当的装裱，既破坏了民间文书原来的保存生态，又让原本脆弱的纸张经受高温熨烫之苦，寿命将受到极大影响。

整理实践：探路未来

不仅浙江有民间文书，近些年，在安徽、福建、贵州、四川、河北等地，都涌现了大量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搜集的速度如此之快，保护、整理能跟得上吗?

从农户到商贩，再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机构，课题组追随着文书流动的足迹，步步深入。他们不仅协助浙江师范大学搜集了万余件民间文书，还协助金华市档案馆、兰溪市档案馆等单位对千余册民间文书进行编目、整理。

在协助金华市档案馆修复馆藏文书时，余承霖发现，有两页残损的文书，虽然一页在“坊下庄”册，另一页在“坊上庄”册，但将这两个残页拼接到一起，不仅残损的边缘可以契合，而且文字内容也对得上。

“经过老师的指导，我们认定，二者本属一页，应该拼合到一起。”余承霖说，在调研、实践过程中，除了实地了解民间文书“生存”的状况，他们也尽力将那些已被分裂、打散的民间文书进行系统整合。

习惯于把文书装裱成长卷的那位古玩店老板，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与清代嘉庆年间一起诉讼案有关的63件文书，经他装裱成9米长卷后，出现多处错乱。课题组成员合力研读，根据整个案件的发展逻辑对文书进行了重新编排，使之脉络清晰。

“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继秦汉简帛、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认为，“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从多方面调查民间文书搜集与保护的现状，发现民间文书在保存、流通、收藏、保护、整理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为民间文书的搜集与保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

有人问：那些老人都不在了，留着这些文书还有什么用?有学者答：人虽然不在了，但是文书还在，我们可以从文书中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他们，认识我们自己。这群年轻的学子秉承着的，正是这样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