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再次在文坛引起反响。作品对汶川地震的书写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阿来作品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经验，如学习、借鉴世界文学大师的经验，强调文学对民族性、地域性的超越、坚持文学行走等。就行走而言，它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

行走是阿来学习世界文学大师写作经验的结果。他在文学访谈《文学应如何寻求“大声音”》中曾说：“我突然想起了惠特曼和聂鲁达这样的大诗人，他们把自己敞开，以一颗赤子之心在大地上行走，和土地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和历史在一起，和人民在一起，从大地和人民那里汲取力量。他们把个人和雄伟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整个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作伊始，阿来就吸取了惠特曼和聂鲁达两位世界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挤出或抽取大量时间在故乡——四川省阿坝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行走、漫游与采风，从而为自己的创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使自己的创作同民族、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获得了丰厚的生活土壤。

行走是阿来深入民族生活，了解藏族历史、地理、文化与风土民情的重要现实途径，也是阿来获得创作素材与写作资源的直接渠道。就阿来而言，行走并不是走马观花式地观赏风景，也不是浮光掠影地记录风俗，而是深入到故乡与各族民众的生活中去，考察山川地理，访问民众疾苦，收集历史传说、故事与地方史料，探寻文化遗迹，与民众进行交流、对话，从而获取宝贵写作素材与资源。因此，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行走的重要收获，并从藏族口传文学中吸取了宝贵写作资源。诗歌《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是他三十岁时行走阿坝地区与若尔盖草原的成果。代表作《尘埃落定》更是建立在数年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特别是搜集了十几个藏族土司的历史记载，因此在描写麦其土司等藏族土司、刻画土司形象时得心应手。因为行走中广泛搜集了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故事，阿来因此把阿古顿巴的精神血液，适度地移植到了小说主人公傻子二少爷身上，也为傻子二少爷找到了民族文化源头。他的神话重述小说《格萨尔王》，因为要对藏族《格萨尔史诗》进行神话重述或小说改编，所以在创作前他多次到青海省格萨尔故乡进行详细的文化寻访，与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座谈、交流，广泛搜集格萨尔民间故事。

行走也是阿来联系各族群众情感的主要纽带，是阿来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升华思想情感、获取与强化创作激情的重要条件。通过行走，阿来把文学的根系深深地植入大地之中，植入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把创作的情感同人民的生存图景、喜怒哀乐紧密联结在一起。阿来曾这样反思：“我在老家徒步旅行，接触民间生活。我常常想说，我们爱国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寻找，要感受，要体现，而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他认识到，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是作家的归宿，作家不过是人民的“赤子”，而创作不过是作家对人民的回报;只有行走大地，深入民间，作家拥抱广博与深沉的大地，才能加深对祖国的感情，才能与人民、同胞建立血肉联系，作家才能超越自我、个人生活的局限与狭隘的情感，开阔胸襟，真正获得文学的力量，作品才能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事实上，创作30多年来，阿来用双脚，更用一颗赤子之心——“用心灵时时游历”，走过了青藏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走过了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流域、岷山深处与宽广辽远的若尔盖草原，走过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的故乡与高原圣地拉萨，并由此建立起了与同胞、人民的血脉关系，从温热的大地中获得了充实而强大的情感与精神力量，捕获了创作的灵感，乃至“将写作从业余爱好上升为终身的事业”。为此，阿来不顾旅途的劳累、饥饿、孤独与危险，如同行呤诗人或格萨尔说唱艺人一样穿行在西藏高原的山山水水或草原、高山与峡谷之间。翻开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阶梯》、非虚构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作品，不难看出他行走中的坚实足印，不难看出他与民族、同胞、国家建立的深厚情感，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行走还是阿来强化创作真实性、寻求文学新的表现方式的重要路径。阿来特别推崇国外非虚构文学作品，特别是惊叹于白俄罗斯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依靠真实性而爆发出的强大艺术力量。为此，阿来新世纪以来积极借鉴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写作经验，并开启了自己的非虚构文学创作之旅。《大地的阶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云中记》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阿来往往进入历史、文化的故地或现场，依靠行走中获得的珍贵文献，近距离探寻与追溯历史的踪迹、文化的源头与人事的变迁，从而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与真实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吴道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