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作者：中国历史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修史治史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历代史家英才辈出、灿若星辰，他们深谙“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肩负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不仅成就了浩如烟海的史学经典之作，而且铸就了以秉笔直书、惟义之求、取鉴资治、经世致用等为特征的鲜明学术品德，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培育了沃土、奠定了基础。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中国史学发展的70年，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进步的缩影，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系统梳理新中国史学发展轨迹，全面总结其成就与不足，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繁荣新时代中国史学，推动中国史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版)(部分)。

②范文澜等主编十卷本《中国通史》。

③郑师渠总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化通史》。

④白钢主编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新史学体系的确立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历史从来不会缺席每一个伟大的时代。新中国70年，既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又是中国史学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广泛参与社会变革，最终迎来发展繁荣黄金时代的重要节点。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个春天。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我国渐趋形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研究为主体的新史学体系。这一崭新的学术体系，将中国现代史学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考经证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和以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为指导、以实证为特色的近代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史学变革中，史学家们不但围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朵金花”展开热烈讨论，而且延及对中国近代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评价等相关问题的争鸣，产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不但使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整体上得以提高，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而且有力地推动史学界初步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

新中国前十七年史学的大发展，离不开一大批重要史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建立，离不开一批重要史学期刊的创办。例如，发起于1949年、成立于1951年的中国史学会，以及1953年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团结我国史学界、规划和推动我国史学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专业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及高校历史系(院)的普遍设立，使新中国史学研究队伍、学科体系、教学教材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史学集刊》等史学专业期刊的创办，让优秀史学成果有了展示和交流的高端平台，成为整个史学界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重要推动力量，古老的中国史学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回顾新中国前十七年的史学发展，我们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主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达到了以思想改造带动社会改造的目的，在以史学界为代表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真正做到了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明道求真、以史经世的优良传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繁荣的基础和出发点。

毋庸讳言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教条主义等倾向，妨害了新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学发展更是受到极大影响。

站在新时代新方位，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的评价，既要防止片面夸大前十七年所取得的成绩以掩盖“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倾向，更要防止无视前十七年中国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无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有一批始终保持史学风骨、坚守史学研究阵地的史学家，进而以“教条主义”“左”倾所造成的危害为借口，根本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发展成就的倾向。

欣欣向荣的新时期中国史学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新中国史学发展迎来了巨大机遇。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与改革同行，与开放同步，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史学园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史学研究被高度重视，重大项目接续实施。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历史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史学发展。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建立学位制度，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设置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2011协同创新”计划，都十分有利于新时期史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而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召开、中国史学会的恢复活动，以及一大批历史研究机构和高校史学教育教学机构的设立，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都极大地促进了新时期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国家社科基金每年数以百计的史学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等相继启动与实施，对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还是考古学、史学理论等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大批代表性学术成果。以中国通史为例，就有范文澜、蔡美彪的十卷本《中国通史》、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七卷本《中国史稿》、白寿彝总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林甘泉等主编的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龚书铎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张晋藩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以及郑师渠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等等。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史、环境史、文化史、区域史、边疆史、妇女史等一大批新兴学科新领域被开拓，为助力改革开放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史学支持。以社会史为例，涌现一批通论、断代、区域性的社会史著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士大夫、商人等社会群体的研究丰富多彩，城市、乡村的研究别开生面，民间信仰的研究精彩纷呈，从而以“血肉”的历史充实了“骨架”的历史，人类历史以富含变化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宏大场景，史学家笔下的社会生活，更丰富、更全面、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最后，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被引进，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突破。改革开放后，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与国际史学界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诸多西方史学理论名著被译介到国内，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兰克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西方历史哲学学派纷至沓来，比较史学、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口述史、生态—环境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接踵而至，全球史、新文化史、叙述的历史哲学等方兴未艾。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对开阔中国史学家的眼界，开展更为丰富多彩的史学研究，得出新的历史认识客观上有所帮助。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家将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西方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创造性地展开对重大问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认识。例如，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中国考古学界和史学界达成“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的共识，改变了过去单一中心论的传统认识，证明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拓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丰富、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认识;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史问题上，中国史学家已经认识到，质疑“西欧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是质疑西欧或者西方作为观察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的观点，不是否定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西欧或者西方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质疑这种观点下，无视世界历史的其他地区如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各国人民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契机的主动能力和实践等等。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史学进步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也存在着“淡化理论”“远离现实”“非意识形态化”等倾向，特别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史学思潮的盲目推崇和教条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在一段时期内，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某些学科领域被边缘化，史学研究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甚嚣尘上，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乘虚而入，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中国史学步入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工作置于战略高度，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史学也不例外。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虽然有了几何级增长，但一些学者缺乏长时段的、发展的、全局的眼光，不重视规律总结、理论概括，导致学术研究成果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一些学者学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僵化、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能够与西方史学界展开平等对话的中国史学学派仍然任重而道远;一些学者缺乏史学研究的经世情怀和主动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的意识，将史学研究当成了自娱自乐的工具，导致史学成果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渐行渐远;少数学者学风浮躁，缺乏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产生庸俗媚俗之习、轻浮贪功之气，导致我国史学声誉受损，严重影响中国史学的国际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坚决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史学研究领域造成的影响，从根本上扭转了史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中国史学开始真正步入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

首先，历史学的重要性受到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最好”论述历史的价值：“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他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要“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自觉学习历史、认真钻研历史，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历史思维能力。他多次主持召开以历史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等问题听取讲解。为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2019年1月3日正式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历史学步入发展繁荣黄金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其次，历史学承担起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新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历史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用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思维来引领，要求我们把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历史长河中探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方位，发挥历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思想和智慧支撑。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绝不会辜负这个伟大时代，都应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最后，历史学迎来了大有作为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历史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历史研究的宗旨、定位和使命任务，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指引下，成立半年多来，中国历史研究院新组建了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理论研究所，整合原有五个研究所，新设、调整、撤并近40个研究室，先后承担了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务，组织立项《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元素》《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等全国性重大课题，着手启动《(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组织撰写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为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的功能，建立了全国主要史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联席会议制度、发布了面向全国史学领军人才的“学者工作室”制度、制定了面向全国史学界的“文库”出版等多项计划，召开了几十次学术会议，取得了初步成绩。下一步，中国历史研究院还将进一步创新科研机制体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为指向，充分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的功能，团结凝聚全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打造一批中国史学传播和国际交流的优秀平台，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史学始终就是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在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中不断书写史学发展的时代华章。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9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