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平安里附近，有个胡同名为“百花深处”。它隶属什刹海街道，东起护国寺东巷，西至新街口南大街，一出地铁站，人们很容易找到它。清乾隆时这里种植花卉，称花局胡同;光绪年间改称百花深处胡同;到了近代，去掉“胡同”二字，就叫“百花深处”。

百花深处的摇滚记忆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摇滚音乐开始出现。至上世纪90年代，百花深处逐步成为摇滚乐手聚集录制专辑的知名所在。

今日，“共有、共生、共享”成为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理念。2019年北京设计周举办期间，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在百花深处43号举办了“百花深处·岁月如歌”社区记忆活动展，将音乐人、文化遗产专家和当地居民聚集起来，分享这里独特的文化特征。

摇滚文化在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所以人们谈到北京的历史文化，都刻意寻找和发掘“老北京”元素。因此，这次以挖掘、保留社区记忆，推动地方文化保护与发展为目的的社区记忆展尤其引人瞩目。

走进43号院的北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黑胶唱片，“让泪水在前头等我，我的爱赤裸裸”的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摇滚乐的黄金年代。“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1994年录制了他的第一张、也是目前唯一一张专辑，轰动当时的摇滚界。这张专辑就诞生在百花深处16号院的百花录音棚。不只是何勇，陈升在创作瓶颈期时也来过百花深处，后录制出了《北京一夜》。上世纪90年代“硬摇”式微，百花录音棚又吸引了一批年轻的“朋克”新人，脑浊乐队和当时还叫“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的新裤子乐队都曾在这里排练过，成为了百花深处摇滚记忆的一部分。

文化遗产保护要有“人”

摇滚乐存在过的痕迹，成就了百花深处独特的文化特征。

“你看这面墙原来是红色的，上面有很多涂鸦。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胡同进行过多次整修，涂鸦就没有了。”胡学渭是北京三中的退休教师，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百花深处，见证了这条胡同数十年的风雨变迁。他指着百花录音棚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里是特别热闹的，但后来技术发展了，没人听磁带了，这个录音棚也就跟大家的生活脱节了。”

渐渐地，百花录音棚就没人来了，16号院里面也变了样，搬进了各式各样的新租户。“直到前两年，这里改成了文化产业园才规划得好一点。”胡学渭说。

为什么主办者能独具慧眼，在百花深处发现新的元素?“文化遗产保护分为物质和文化两个层面，如果将百花深处视为名城或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那对它的认知绝不能不出现‘人’”。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筱筱这样阐释发掘百花深处文化价值的初衷：“如果在保护的过程中没有人文情怀，又不让文化遗产继续参与人们的生活，只是从技术层面上对其进行修复、保护或者重建，那就只是把文化遗产建成了冷冰冰的博物馆，它是没有活力的。”

强调“共有、共生、共享”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胡同文化，与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它们也是胡同文化的一部分。北京的胡同文化，本身就是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和过程，所以保护胡同也应该保护它存在过的痕迹。”文化遗产专家燕海鸣在分享现场这样说。

可是，具体实践的过程并不容易。“我们在保护遗产方面遵循着‘共有、共生、共享’的理念。胡同文化是主管部门、居民、学者等多个利益方共有的，因此遗产保护也必须协调每一方;其次，文化遗产不是死的，也不仅仅是属于一部分人的文化符号，它需要在当下的生活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功用，与当下的生活‘共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享’，遗产的传承才有价值。”基于此，黎筱筱的判断是，“共有、共生、共享”需要开辟出更多的公共空间功能。

“保护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还原某个特定的年代，更重要的是蕴含其中的精神和价值的传承。”燕海鸣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