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一部“二十四史”，浩浩几千年风云。一套点校本“二十四史”，洋洋二百余册。在初冬的北京展览馆，前来参观“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的人们，不时在这套书前驻足，遥思写就了历史的古人，更致敬那些不忘本来的今人——因为他们的努力，70年来，3万多种古籍像“二十四史”这样，有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理本。
一辈接一辈地整理古籍，是中国人的传统，孔子做过，朱子做过。但科学、规范、有系统、成规模的古籍整理，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个后来被人们习惯称为“古籍小组”的机构应运而生。从点校本“二十四史”到《续修四库全书》，从《甲骨文合集》到《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从《古本戏曲丛刊》到《中华大藏经》，每部重要古籍图书整理出版的背后，都有古籍小组的身影。
是文化传统
一张四尺米色虎皮宣纸，在中华书局的档案室已经保存了60年。铺展开来，先是露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几个字，紧接着是近百人的签名，陈垣、章士钊、顾颉刚、叶圣陶、范文澜、魏建功……无不是名家、大家。
这是1958年2月9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时的记录。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任组长，成员19人，叶圣陶、吴晗、陈垣、陈寅恪、罗常培、张元济、冯友兰等名列其中。小组下设的文、史、哲三个分组，又汇集了钱钟书、顾颉刚、侯外庐等一批响当当的专家。虽然如今这个小组已经更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也从中华书局调整到中宣部出版局，但“古籍小组”的简称一直保留了下来。
“小组”小，但其学术阵容之强大，一时罕有伦比。当年2月22日的《光明日报》，有一则关于小组成立的消息，记录了齐燕铭的发言。他说，几年来，各方面对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已经做出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出版重复、质量不高和与读者需要不符合的缺点。因此，亟须加强领导，根据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按照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以及社会读者的需要，制定比较长远的规划。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传世典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仅守护着前代的典籍，而且不断地整理、积累、吸收、传承着这些典籍。我们不仅有像《论语》这样的经典，而且有大量诠释经典的文献，其中不少文献也已成为经典。”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看来，古籍小组是中华民族文献整理传统在新中国的延续，“整理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需要通过编制国家规划统筹安排，只靠学术界、出版界的零敲碎打是不行的。”
“小组”固小，但刚起步，就是大手笔。1960年发布的《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就将“二十四史”整理纳入其中，《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一批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传统文化典籍都被列入整理规划。
“古籍图书的出版周期长，出版难度大，对编辑的要求高，而市场需求相对较小。”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姜小青认为，编制实施古籍规划，让古籍出版经费更有保障，也让古籍出版社能找准方向，理直气壮地去追求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六十年倏忽而逝，如今，程毅中、严佐之、张涌泉、刘跃进、廖可斌、杜泽逊、程章灿、刘玉才等知名学者进入了小组。小组成员几经更迭，规划却在一直持续着。2012年发布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是第7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从过去的《全唐诗》到现在的《全唐五代诗》，从过去的传世文献点校到现在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十四史知识分析系统》，规划反映着时代的发展，也引领着学术的方向。
“古籍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进入新时代，古籍小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更为突显。统筹协调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文博等相关机构，整体推进古籍的保护、研究、出版与普及，古籍小组义不容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的心目中，古籍小组从来不只是某个部门或某个行业的“小组”，而是始终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托。
是时代需求
几十年来，《古本戏曲丛刊》一直让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牵挂在心。
1958年10月，当时的古籍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不幸殉职，他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出版一度停滞。郑振铎原本计划用十集的体量编印一套古代戏曲作品总集，为戏曲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因为他的离世，书仅出到了第四集便无以为继。在齐燕铭、李一氓两任古籍小组组长的支持下，《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第五集分别于1964年、1986年出版，但此后再次停滞。
“现在古籍出版，比上世纪80年代有利条件多了，有些困难不难克服。为了完成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为了纪念郑振铎先生，也为了纪念齐燕铭同志和李一氓同志，建议古籍小组能把《古本戏曲丛刊》的扫尾工作列入十年规划的重大项目。”2012年5月，程毅中把自己的建议写成文章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发表。
不久之后，《古本戏曲丛刊》被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再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起编纂任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起出版任务，这项郑振铎未竟的事业，终于后继有人，这些学术界翘首以盼的重要典籍，终于得以接续出版。
不只是《古本戏曲丛刊》，每一次规划的每一个项目，都少不了学者、出版人的意见和建议。而小组办公室编辑的这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就是他们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在《简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系统整理出版古代小说的设想，程千帆发表关于古书今译的“若干断想”;任继愈告诫“以往古籍整理成绩很大，今后古籍整理困难不少”;李学勤呼吁“加速整理出版出土古籍”……很多真知灼见，都体现在了古籍规划之中。
“最近的几个古籍出版规划，列入了大批出土文献项目，既有新材料的刊布，又有《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敦煌文献合集》这样集大成的汇编，出土文献的研究、数字化也在规划中有充分而全面的展示，极大地推动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规划对于出土文献研究的促进，让浙江大学教授、敦煌学家张涌泉感触颇深。
“中国有20多万种传世古籍，又有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哪些最能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先整理什么，后整理什么，用什么方式整理?”徐俊说，参加编制规划的古籍小组成员，都是顶尖学者，他们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深刻了解，保证了规划的学术性，代表了时代的需求。
是国家任务
吟到“感时花溅泪”时，魏建功先生落泪了，同学们有些不明所以。
那是1960年的初冬，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的魏建功，来到32楼宿舍，把这个专业20多名大一学生召集到一起，拿出了一份油印的书目，上面是他为同学们开列的50种必读书。今天已是古籍小组副组长、北京大学教授的安平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魏建功告诉他们，这些书要熟读，有些还要背诵。正是在示范背诵杜甫的《春望》时，年近花甲的魏建功声泪俱下。
1959年初，古籍小组通过高等教育部建议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同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安平秋是这个专业的第二届学生。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对这个整天埋在故纸堆里的专业并不十分理解，更无法完全理解魏建功那一代学者“国破山河在”的人生经验。但他们知道，设立古典文献专业，是一项国家任务。在1964年古籍小组与北京大学签订的一份合同中，明确写道“北京大学接受国家任务，在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立古典文献专业”。
古典文献专业，是北京大学的，也是国家的。课程设置也是国家级的，校内名教授冯友兰、游国恩、向达、王力、王重民、邓广铭，校外知名学者郭沫若、顾颉刚、俞平伯、柴德赓、吴晗、启功等纷纷前来授课。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金灿然不仅讲课，还为专业师生四处奔走搜集图书资料，为同学参与古籍整理实践提供支持。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入学的张忱石、沈锡麟、安平秋、许逸民、杨牧之、熊国祯，到七八十年代入学的葛兆光、黄爱萍、刘玉才、顾青、张志清、陈红彦，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在古籍保护、研究、整理、出版各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过60年的发展，全国各高校已设立了5个古典文献专业、80多家古籍研究所，累计招收本科生、研究生万余人。
古籍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是1977级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阐释这个专业的使命：“对于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你必须把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结合起来，把精细的功夫和有意义的问题结合起来，把坚实的史料和宏大的视野结合起来，这才是真学问。”
古籍，记录着历史，承载着文化，凝聚着先民智慧，寄托着民族情感。社会越发展，学术越进步，人们就越能感受到古典文献的万千气象，就越能体会魏建功他们那深植于古籍之中的家国情怀。有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3万余种，其中90%出版于改革开放之后，30%出版于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古籍整理出版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不久前，新一届古籍小组组建完成。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之中，新时代的古籍小组，再出发，力万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