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艺家】

91岁的他是巴金的侄儿，叔侄俩亦亲亦友，一生中有300多封书信往来。在他心里，四爸巴金是鲜活灵魂的精神支撑和人格榜样；而在巴金眼中，侄儿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

岁末年初，91岁的作家、出版家李致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分享他在《晚霞报》上发表的一篇辞旧迎新的岁末感怀。回首刚刚过去的2019年，他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一年，正值他的四爸巴金诞辰115周年，巴老全身铜像于生日当天矗立于上海武康路的巴金故居;这一年，他的五卷六本《李致文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微信中表示：2020年一切将从零开始，无论做人作文，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字里行间充盈着一个文化老人在鲐背之年仍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赤子之心和执着追求。

这位知名的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藏书人，是巴金的亲侄儿，曾与诸多老一辈革命家、文艺家过从甚密。在李致位于成都的家中，目之所及的是一排排整齐的书柜，上面放满了各种人文社科类经典读物，其中，鲁迅和巴金的书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我的许多有价值的书都是四爸巴金送给我的。1964年我去上海四爸家，他满屋子的藏书令我羡慕不已，后来我每次去都拖着一纸箱书回来，需要什么书他总买来寄给我。我的确在藏书上‘先富起来’。”李致说。

李致1929年出生于成都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也是巴金名作《家》中高觉新的原型。由于家庭破产，父亲在李致一岁零三个月时自杀，幼年就失去父爱的李致得到巴金的供给和眷爱，也酷爱读书，醉心文学。叔侄俩亦亲亦友，曾有亲密交往和300多封书信往来。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是鲜活灵魂的精神支撑和人格榜样;而在巴金眼中，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

“四爸一贯主张说真话。在我12岁那年，他给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这四句话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的子孙。后来，这些话成了成都巴金小学的校训，简化为‘说真话做好人’。”李致回忆说。

李致后来从事出版工作，也是受巴金影响。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曾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给他树立了榜样。在李致的出版生涯中，最令他欣慰的是抒情诗人冯至送给他的一句话：“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这句话后来成了李致所在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指南，意在多出书，出有价值的好书。李致将其引申为“做好人出好书”。

在李致主持四川省出版工作时期，中国正遇十年浩劫后的严重“书荒”。为了满足读者如饥似渴的阅读需求，李致大胆破除曾禁锢出版社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三化坚冰，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本着这一“经济观”，他们陆续出版了《人民的怀念》《走向未来》《在彭总身边》《最后的年月》和关注老作家劫后新作的“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萧乾等老作家的选集和巴金、曹禺的系列图书。

谈到出版家和出版商这一字之差，李致说：“‘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的实质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丝毫不是忽视经济效益。有人指责它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我认为，书籍当然是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但它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决不能把它当成一般商品，更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回想自己几十年的风雨人生，李致感到经历的许多难忘的人和事需要倾诉，于是重又提笔，以“往事随笔”为总题，写下了《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我的人生》《我与出版》《我与川剧》等多部文存和散文集。这些作品真实记录了李致早年在团中央工作时，与杨尚昆、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交往的往事，以及后来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联主席期间，与曹禺、沙汀、艾芜、李健吾、叶圣陶、冯至等文化名家往来的细节。文字朴实真挚，不无病呻吟，不哗众取宠，秉承了说真话、抒真情的“巴金精神”。“我信奉巴金所说的‘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当作家就是要写，就像农民种地一样，写出一生经历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李致说。

“90后”李致如今仍每天在电脑前笔耕不辍。从1998年学会使用电脑至今，他已是拥有22年“脑龄”的E时代人。除了每天写作、发邮件、“百度”资料、看新闻和影视剧外，他还时不时发几条微信，在朋友圈点个赞。谈及晚年的快乐生活，李致调侃地说：“虽然老年人在体能上已经不占优势，但在心态上要永葆年轻。如今不要再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要唱‘马儿啊，你慢些走，让我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作者：赵凤兰，系中国文化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