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各地文学评论界批评流派意识越来越强。广东已经亮出“粤派批评”的旗号，其他文学评论强省也在酝酿，可能不久后就会出现“陕派批评”“鄂派批评”“湘派批评”“晋派批评”等。不过评论流派与创作流派不一样，创作流派突出的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评论流派突出的是思想，重点不在地域文化特性。如今文学评论叫这个派那个派的，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推动中国文学评论的创新发展。因此，叫什么派并不重要。如果一定要叫，倒不如就叫：“中国派”。

今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正凝聚起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时代同行，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文学评论家也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个时候，用“中国派”来强调文学评论家的文化身份、立场站位和思想意识，更能触及文学评论的根本。

说到文学评论的“中国派”，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个“西方派”。回答是肯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评论家读西方理论就更普遍、更深入。读来读去，一些人就读成了“西方派”评论家，另一些人则成为“中国派”评论家。前者容易当，留个学，读些书，接受个思想体系就可以了。后者不容易当，光留学读书不行，还得读懂中国经济社会这部大书。所以现在中国文学评论家群体里，总体态势还是前者多，后者少。

做一个中国文学评论家确实很难，难就难在读懂中国这部大书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艰难之路。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受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这部书很难读，可是越难读、越读不懂，才越要去读。一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必须要有读中国大书的文化自觉、责任担当和意志品质。对文学评论家来说，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才能认识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规律，才能准确把握文学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能有这样的思想站位，文学评论的许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其实，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文学基本关系有时很脆弱，不时会出现被模糊被动摇被颠覆的风险。基本关系不稳固，文学发展就会出问题，基本关系变了，文学的本质也就变了。挑战文学基本关系大都靠文学思想、文学评论。比如，用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文明冲突论来否定或妖魔化中国革命历史，否定或妖魔化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从而图谋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性质。比如过分宣扬西方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并渗透到中国的文学观里，深度影响文学意识形态。比如用金钱和市场绑架文学，把文学变成金钱的奴隶。比如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体系来建立文学标准，引导中国文学向“西化”渐变等。

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挑战日益严峻，使得中国文学评论建设十分紧迫，这也在考验中国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和攻艰克难的意志。

19世纪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既有一大批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产生了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共同开辟了俄罗斯影响世界的文学时代。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不言而喻。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力量正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作家，也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文学评论家。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愿景，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中国自己的文学评论家，才有中国文学评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