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元生前每天都要到长城看看。郑 严摄
孙志伟在巡查长城时清理垃圾。马卫庆摄
接力保护长城的叔侄俩、认养文物古建的志愿者队伍、功能类别多样的民办博物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怀着敬畏与热爱,探索创新方法,参与到形式多样的文物保护利用之中。因为他们的加入,越来越多散落各地的文物得以被发现和呵护,更好地为人所认知,更好融入生活、焕发光彩。
本版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关注文物保护利用中的社会力量,听听不同地方、不同群体唤醒文物的动人故事。
——编者
2月1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的长城保护员孙志伟,爬上其负责的董家口段长城,如往常一样边走边检查。
这一圈走下来要数小时,一路上不少坡段与地面呈40多度夹角,大多是没有垛墙的“野”长城,好似“通天石阶”。孙志伟走在上面,如同沿着没有护栏的陡峭石土路向上爬,左右两侧是离地面几十米高的山壁,瞟一眼都让人感到眩晕。
提起万里长城,人们总会想到这样的画面:一排高大整齐的垛墙,横卧群山,绵延万里,烽火台缀连其间。然而,受千百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等影响,不少段长城已经退化为一道陡坡或仅留地基。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其中保存较好的不足10%。
为此,在长城沿线大约有3000多名长城保护员,他们定期巡查,防止人为破坏。可巡查长城并非轻松的郊游,保护员经常要背着几十斤重的干粮、水、垃圾袋及测绘仪器,徒步行走。
在这样辛苦的条件下,孙振元却和侄子孙志伟在长城上接力巡查,一走就是40余年。从过去阻止村民拆砖盖房、撬砖找蝎子,到如今制止游客乱涂乱画、监视城墙坍塌险情,两代人一步一个脚印,为保护长城贡献着力量。
如今,当地长城保存较为完好,鲜有破坏行为发生。
为了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些文化遗产
生于1951年的孙振元,是当年长城守军后代,自小长在长城脚下,对长城有着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他不顾周遭人的反对与不解,和邻村闻名全国的长城保护员张鹤珊一道,开始义务保护长城。
“那个时候大伙普遍没什么长城保护意识,盖房子没砖,就直接从长城上扒下来用;甚至还为了挖药材、抓蝎子撬砖。”孙志伟回忆,伯父每次见到这类破坏长城的行为,都会大声喝止,常常跟人争个脸红脖子粗。为了制止村民在长城砖缝里翻蝎子,孙振元还曾专门去县里采购站,劝说负责人不要再收购蝎子。
在孙振元心中,破坏长城就是在践踏祖宗的文化遗产。他坚持巡逻长城多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上长城去。看到放羊的、乱涂乱画的就制止;碰到被翻开的城砖就归位;10点巡完一遍,再回家种地。基本上是一天一近处、三天一远处,每天要走上几十里路。
“我想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些文化遗产。”孙振元常常这样对晚辈们说。因为他对长城的热爱和多年保护,1997年,孙振元成为中国长城学会第一批6名农民会员之一。
孙志伟从箱子里掏出了一张泛黄的工作证,这是当年秦皇岛市抚宁县(现抚宁区)文物局发给孙振元的文物保护员“委托执法证”,是他大伯心中最珍贵的东西。
2004年起,抚宁在全国率先成立长城保护员队伍,制定相关管理考核制度,定地段、定专人、定责任、定补贴、定奖惩。孙振元成为其中一员,对他来说,一年几百元的补贴倒没什么,真正高兴的是自己对长城的保护得到了认可。
2012年,孙振元因心力衰竭去世。去世前,就算身体爬不动了,他还惦念着再上长城转转……
长城保护也与周边乡亲的生活紧密相连
“那年我25岁,跑运输、开农家乐,‘大把钞票’向我招手。突然,伯父病倒了,喊我去接班。”孙志伟说。
2007年,为长城保护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孙振元、张鹤珊等老人,获得由国家文物局授予的全国优秀长城保护员荣誉称号。后来,孙振元患病,无法上长城巡查了。自己儿子还在上学,他便劝侄子孙志伟继续做长城保护员工作。
“做长城保护员没啥收入,但我从小看着伯父保护长城,也想接班把这份事业做下去。”孙志伟卖了货车,一边开农家乐,一边巡查长城。
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思想观念也有了显著变化。到孙志伟巡查长城时,扒砖盖房子、撬砖找蝎子的行为基本没有了,连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的行为也变少了。
特别是近年来《长城保护条例》落地实施,长城保护工作越来越规范。当地在长城周边村里成立长城保护工作站,加强对长城保护员的业务培训,力争使保护员个个成为长城的宣传员、土专家。“培训外,我也向老长城人请教,学习长城知识,了解长城历史,传承长城文化。”孙志伟说。
另一方面,孙志伟家附近的长城作为景区,近些年来开发旅游资源,周边村子的往来游客多了起来。孙志伟的农家乐也越来越红火,旺季时每天能烤20多只羊,一年经营农家乐可以挣10多万元。“身边的文物保护好了,咱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孙志伟感慨道。
长城保护不仅与历史文化相连,也与十里八乡老百姓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对孙志伟来说,巡查长城不只是事业,更是一份责任,“保护长城应该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巡查手段的科技含量正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国对长城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但长城保护员及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单位仍面临人员老化、资金经费不足等问题。
过去“长城保护员”属于义务保护,从2004年开始成立专门队伍后,各地财政发放一定报酬,但金额有限。孙志伟每个月做长城保护员的收入仅五六百元,生活来源依然靠经营农家乐。而且,长城沿线的区县多为山区,自身经济不发达,很难单纯依靠本地县一级财政提升长城保护员待遇水平。
此外,长城保护员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现年38岁的孙志伟是其所在长城保护工作站里最年轻的长城保护员。而附近村的年轻人大多因待遇低、强度大,不愿意做这项工作。
文物保护是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而长城保护员往往都是附近村民,大多是“半路出家”,需要更多培训来提高专业知识。
除了上述问题待解决,在孙志伟看来,加大科技设备投入,用机器设备减少甚至代替人力步行,会更有利于未来的长城保护工作。
可喜的是,长城巡查手段的科技含量正越来越高。目前海港区投入资金,在部分城墙附近装上高清摄像头,在长城保护工作站里装上大屏幕,保护员可以坐在屋子里对长城部分段落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如果发现哪个位置有塌陷或其他险情,可以迅速发现;如果有游客私自攀爬野长城,也能及时制止。坐在屋里对着监控大屏“巡视”长城,成了孙志伟的一个新习惯。
此外,在山海关,长城保护员开始使用无人机对长城进行航拍巡视。无人机能够克服地形困难,360度全方位立体地对长城进行拍摄观察,大幅节省了人工巡视的时间。
《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18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