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社区印发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宣传单”和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小知识”，顿感老祖先防控流行性传染病的“隔离”“戴口罩”“管理个人卫生”等方法科学又奇妙。

历史典籍中，有关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皆称为“疫”“疾疫”“疠”等，一般统称为“疫”。

史上流行性传染病最早发生在东周。先秦典籍《春秋公羊传·庄公卷八》载：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天，齐国发生大灾。“大灾者何?大痔也。”就是全国性流行的传染病。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周代到清朝共发生疫灾238次，疫情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发生于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的“汴京大疫”，50天时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面对流行性传染病，古人怎样防控?

商周时期奉行的“先鬼后礼”制度一直影响到秦汉初期。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续汉书志·第五·礼仪志》中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祖先们认识流行性传染病的能力不断提升，防疫措施逐渐科学化。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就认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接着提出防止传染需要“避其毒气”，即避免与患者接触。

于是，严格的“隔离观察治疗”应运而生。《汉书·平帝记》载：“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就是说，西汉末王莽掌权时就创建了中国史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

魏晋南北朝，防控流行性传染病的“隔离”成为制度。

《晋书·王彪之传》谓：“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流行性传染病患者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宋至清，阻止疫情传播的“隔离”措施更加“冷酷”，即便父子也不能接触。

南宋初曾任“中书舍人”的朱翌在笔记小说《猗觉寮杂记》中说：“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亲皆绝迹，不敢问疾，恐相染也。”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史料笔记《癸巳存稿》载，为防止天花传播危及皇室，清初设有“查痘章京”一职，查得天花病人即“令其迁出四、五十里以外”。顺治皇帝患天花而死，为确保年幼的康熙不被感染，太皇太后命保姆护视康熙于紫禁城外，不得进宫探望父皇……

除采取隔离措施外，古人也加强个人卫生管理。唐代《千金要方》有“常习不唾地”之说，李时珍《本草纲目》有“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之方，说明古人注重保持不随地吐痰和消毒防控等良好习惯。预防传染病戴口罩的历史相对晚一些，《马可·波罗行记》中“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的记载，表明中国人元代便有使用口罩的习惯。在信息闭塞、医药匮乏的古代，隔离、戴口罩、勤洗澡、洗手、换衣等措施，对预防和阻止传染病发生、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