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诗教”的创始人，“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自产生以来，对其探源阐释颇多，将孔子的诗教与其门人对其思想进行阐释的《礼记》结合到一起来看，其核心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
《礼记·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熹认为“尊德性”是“存心养性”，“道问学”是“格物穷理”，“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朱文公文集》）。龚自珍说：“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作为孔门之道的两大端，它实际上就是孔子诗教说的两大核心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要求真正的君子必须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而孔子倡导的君子之道，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君子之道的培养，是孔子诗教之重要内容。所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君子之道的一体两面。
“尊德性”的“德性”，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是君子必须遵守的。简单地说，“尊德性”就是肯定人的德性是本来就有的，但由于为物欲所蔽导致“人之本心不明”，因此必须通过“诗教”（或整个六艺之教）时时“去此心之蔽”，以保持德性的不堕落。孔子“诗教”所谓的“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而所谓“正”者，体现在《诗》中便是“仁”“礼”和谐。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二者在《诗》中达于和谐统一。孔子盛赞“《诗》之好仁如此”，就是他“诗教”中“欲仁”“闻道”价值取向的展现。
“仁”是君子的本质特征，“仁爱”是君子的主要情感，孔子“诗教”的目的是让君子注重道德礼法，并让君子在遵循礼法规范上由外在的强制升华为内在的自觉和良知。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其主张以礼教化和以德教化都是要求完成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借助《诗》把诗对人的性情熏陶引向“温柔敦厚”和“文质彬彬”。而“温柔敦厚”和“文质彬彬”的底蕴便是“仁”的德性：“仁”滋养着人的自然和质朴的性情。孔子“诗教”不仅倚重于《诗》，同样倚重于“礼”与“乐”，所以他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兴于诗”在于以诗的感发涵养人的性情之真，“立于礼”是使这真性情得以由“礼”而导之以正。但“礼”是一种有制约作用的规范，在“礼”的制约下“真性情”的发展会受到限制，这样就需要“乐”来涵养。在“乐”这里，“情”（“诗”之根）涵纳了“理”（“礼也者，理也”），“礼”内蕴了“诗”，“仁”在这个时候才会在葆有天真而趋向高尚的意趣上得到圆融的提升。孔子的“仁”孕育了人的“德性”“性情”，使孔门开始从“修德立身”的立场来读《诗》与用《诗》，由《论语》所开启的“诗教”，第一次自觉地从人的内在要求出发，通过“诗教”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以“存心养性”。因此，“尊德性”作为“诗教”的核心价值之一，实质是将审美道德化，使审美成为沟通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的桥梁。
“道问学”则是指君子通过问学、求知的途径而达到实现至诚的德性境界。实现道德境界的途径只有读书致知，这个书就是以《诗》为首的“六艺”。“道问学”是孔子对弟子实施《诗经》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孔子很多有价值的教学方法是在他具体“引诗”“论诗”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在《论语》中明确提出的三处“教”之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有教无类”（《卫灵公》）；“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三处，“有教无类”是孔子“诗教”的教学原则；《学而》是对入学弟子的要求，最有价值的是《述而》的“四教”。这四教，文是文献典籍，行是德行或实践，忠是忠义，信是信用。这“四教”既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也是孔子因材施教而采取的不同方法。文、行是外在的，忠、信是内在的。可以看出，孔子教育一个人是从诗书礼乐（文）、社会实践（行）、忠诚守信（忠）、思想情操（信）等方面去实行的。就道问学这端来说，孔子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吟诗论诗的时候，出言从容而多平易亲切之语，对弟子所问“仁”“孝”“礼”“政”“德”“君子”等儒家义理进行随机指点，或评说尧、舜、禹、泰伯、文王、伯夷、叔齐以及颜渊、子路等，不管是评点义理还是评点人物，都称《诗》引《诗》来启发弟子领悟他“一以贯之”的“道”（“仁”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为政”方略等。可以说，孔子“诗教”的主要任务就成为推广和阐释《诗经》的政教功能，阐释《诗》具有合“礼”性和“贵中合”的价值观，表现出重实用而轻审美的倾向。
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教育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完整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诗教”之真正目的是个体精神和永恒本性的形成，“诗教”之真正目标是培养“为政以德”的君子。就尊德性而言，它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就道问学而言，它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践履性，是形而下的技术。孔子的“诗教”思想，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发掘了《诗经》陶冶性情、培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通过“人文化成”最终到达“内圣外王”，体现出一种“合内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智慧。（作者：刘恒，系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