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作为一位自带话题热度的好莱坞新锐导演，因其执导的另类超级英雄电影“蝙蝠侠”三部曲，以及号称“烧脑神片”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让中国观众颇有好感。近期，《信条》上映后，更是成为不少网友间的“智商测验器”：看谁能用最少观影次数拼凑出完整剧情。

个人认为，《信条》最大的突破，在于对科幻的基本设定有了创新，将物理学中的熵增与时间旅行挂钩，创造出了熵减和时间逆行的科幻观念，改变了以往科幻作品中常见的“瞬间穿越”的跳跃型时间旅行模式。

时间穿越，可谓科幻故事中最经典的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888年。当时，年仅22岁的英国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科学学派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名为《时间的鹦鹉螺》的短篇小说。后来，威尔斯将这部小说反复修改，到1895年拿出了第五稿，并正式出版。这便是奠定了威尔斯在世界科幻文学史上一代宗师地位的名著——《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在《时间机器》中，作者从牛顿式的机械力学出发，把时间看成与长宽高相同的定量，称其为“第四维度”。基于这一理念，小说中的主角“时间旅行者”发明了能在时间维度上自由穿行的时间机器。不过，与擅长描写科技奇观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不同，威尔斯虽然创造出了“时间机器”，但其小说的重心聚焦于社会层面。

在威尔斯笔下，社会分工与阶级对立，最终令人类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生物物种：生活在地面的埃洛依人和生活在地下的莫洛克人。埃洛依人看似养尊处优、生活安逸，其实不过是莫洛克人豢养的家畜；莫洛克人经年累月地在地下辛勤劳作，维持着地面世界的和谐运行，却因眼睛退化而无法回到地面上享受阳光。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埃洛依人还是对莫洛克人来说，社会进步与生物进化最终都将其彻底异化，导演了人类的终极悲剧。

进入20世纪，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科幻作品中关于时间旅行的概念也随之“进化”，尤其是“多世界假说”的引入，有效地克服了时间旅行作品中常常遇到的“外祖父悖论”。这才有了《复仇者联盟4》中一众超级英雄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收集无限宝石，逆转未来的一幕。当然，也有的科幻电影坚持时间旅行无法改变过去、时间穿越本身也是过去时间线闭环的一部分的设定。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十二猴军团》。此外，也有些科幻电影采取了折中的设定，比如“终结者”系列、“回到未来”三部曲等。

八十年来，好莱坞对于时间旅行题材的挖掘已经趋于极致，而观众们对类似题材的科幻影视作品也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条》中的时间旅行模式，与威尔斯《时间机器》中的科幻设定有一些相通之处：威尔斯构想的时间旅行不是跳跃型的，而是类似在时间隧道里向前（未来）或向后（过去）自由行驶的汽车；《信条》中的顺行者或逆行者，则被封锁在时间的环形通道中，必须按照镜像方式做相对运动。这让“时间机器”看起来更具浪漫的人本主义气质，而《信条》中能够逆转时间的“演算机”更具现代科技的金属质感。

尽管《信条》采用了全新的科幻设定，创造出了“时间钳形战术”，并以一系列蔚为壮观的时间逆行场景加以表现，但正如很多影评所指出的那样，《信条》的内核其实只是一部老套的谍战剧。而且，为了能够展现时间逆行造成的种种诡异现象，导演采取了对普通观众非常不友好的叙事方式。整个故事的源起，是未来人因地球环境恶化而迁怒于过去人，要通过演算机引发“熵减”而令地球毁灭。但是按照“时间逆行也无法改变过去”的设定，未来人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行为在“过去”已经造成的确定的结果，明知道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却仍然要做，这种行为的意义何在呢？对此，唯一能给出解释的就是所谓的宿命论——一切都已注定，一切无法改变。就此而言，《信条》在哲学层面上，无疑是讲了一个消极而又悲观到极点的故事。

当然，虽然在内容上，《信条》有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在视觉呈现上，彰显了好莱坞强大的电影工业能力。将时间逆行这种超出常人认知范畴的景象，以直观的视觉方式呈现出来，这不是单靠视效部门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靠整个电影制作团队的齐心协力。这种强大的电影工业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影片在设定上的某些瑕疵，从而能让编导有底气说出那句：不要去理解他，感受他。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进，才让“科幻”这个边缘化的小片种，发展成为好莱坞称霸世界电影市场的票房神器。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科幻艺术必将迎来新一轮内容更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科幻电影要实现弯道超车，需从提升电影工业整体水平入手，先解决“怎么拍”的问题，真正做到“编剧写出什么，导演想要什么，就一定能拍出什么”。与此同时，要尽量避免重复那些已经被好莱坞拍烂的经典科幻题材。在“拍什么”的问题上，要坚持从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寻找灵感，从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积累中挖掘题材。唯有如此，中国科幻电影才能真正做到行稳致远。（刘　健）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