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老的华夏民族由蛮荒步入文明，那种原初的生命感觉、力的冲动，如一只涅槃的凤凰，不时会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浴火重生。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得每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原型之所以能遗传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载体。聚焦于一百单八将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即是华夏原初生命重现的一团烈焰。全书体现出人类对力量的崇拜，以及原始生命的奔涌与维持，激发了现代读者脑海中尘封已久的原始记忆，使他们在与本真境界的精神对接中，完成一种自性的溯源与复归。

在原始社会中，“生本能”使震慑于自然威力之下的初民，主动寻求各种力感来增强自己的灵与肉。由此，他们建立起对自力与他力的原始崇拜。这种力量，在《水浒传》中转化为人物形象的先天机能，并以此为内核，配置出相应的外貌言行、主导性格。李逵，便是个典型人物。且看他生得“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天蓬恶煞下云梯”，在体型、肤色、五官等各方面无不充溢着强大的能量。在他率性的行为中，不自觉地展现出混沌而又质朴的原始力量。在江州劫法场时，李逵“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三打祝家庄，他在遭受呵斥时笑道：“也吃我杀得快活！”

类似的水浒人物，还有倒拔垂杨柳的鲁达、景阳岗打虎的武松等。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由于现实位置隔离于审美活动中的文本叙述境界，这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安全地进入作品所描述的原生场面。因此，审美主体从这类人物的行动中体验到的，是一种自我浑朴之力得以替代性舒展的审美愉悦。在这种审美愉悦中，读者完成了从人性深度上对原始力量崇拜的自我探寻，进而达到了有限空间与无限思维的沟通与糅合。

《水浒传》不仅是力量崇拜的遗存，而且是原始生命的跨时空呈现。在外显形式下的原始生命之真，既不同于文明意义上的尚实观念，更迥异于理性秩序规约下的束缚品。它是生命体的自然性状，是一种见素抱朴、直指恍惚混成的终极本体的“器”。这种朴真，独具不著尘埃的自性之境。《水浒传》中，最具此境的好汉也是李逵。观其一言一行，“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金圣叹评语）。朴真的生命具有始发性的张力，使生命体的符号系统相对弱化。一些水浒豪杰的脾气往往一触即发，感性知觉排挤了理性思辨。雷横枷打白秀英之类，皆属这种情况。可以说，他们的禀赋比某些英雄原始一些。原始生命的张力，会使读者为之一振，迸发出意欲摆脱现实异化的精神潜能。李卓吾、金圣叹等人为水浒文字叫绝，便是意料中事。

“刚性原始主义”是力量原型与原始生命的共同属性。所谓“刚性”，意指一种坚劲之质与雄直之气。氏族社会后期，频繁的体力支出造就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英雄时代”。其时，人类的刚性使自身在与严峻自然的对话中，拥有了外在的统摄感与内在的稳定性。雄劲的犷悍气质，转化为人性中原始丰盈的生命血色，并通过后人的有形文字绽放光彩。闳肆风格的《水浒传》便具有这样的文化回归品格。不须说书中横刀盘马、抑猛伏强的赳赳武夫，即如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等女流，也无不是英姿飒爽、威悍逼人。概言之，整部作品洋溢着侠烈气。

不单弥漫着原始主义的思维气息，《水浒传》中还不乏文明社会的种种智性因子，例如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语言的、军械的等等。这里有必要厘清诸因子与原型之间的分配与合成的关系，以便把握水浒原型在文本中所处的位置。从哲学上看，《水浒传》中的绿林文化导源于春秋时的墨侠精神，而首领宋公明又显然是以儒家的“忠义”来统帅全军思想。儒、墨二元糅入梁山事业，彼此渗透：好汉中有心归顺朝廷的大有人在，而儒吏出身的宋江也难免“揎拳捋袖、指指点点”。从宗教上看，佛家的预言与超脱、道家的神异与法力，都成了全书的有机成分。至于民俗，百工技艺在梁山各尽其才，还有民间流行的戏乐灯会等。语言方面，无论是叙事语还是对话语，都显得朴素明快，见出人物个性。书中的军械，包括步战用的短兵器、马战用的长兵器，还有杀伤力较大的远程武器火炮等。

以上各种智性元素，组成了《水浒传》的肌体。一方面，本真原型无法绕开智性规约下的种种现象，而与读者进行排他性的直接对话；另一方面，智性符号也不可能掩盖原始本真所特有的感性光芒。相形之下，古今读者感受最为普遍而且强烈的，还是书中透现的雄快粗豪的生命气息。在文本叙述中，以宋廷为代表的封建文明秩序已被蔡京、高俅等人摆弄得混乱不堪。他们压迫民生、践踏人性的卑污行为，与梁山英雄张扬真我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于是出现了“智取生辰纲”“三败高俅”等情节。考虑到单凭原始之勇尚不足以对抗理性之力，创作主体汲取了文明体系中常规的哲学理念、人情智谋、科技力量等，来为水浒英雄的行事张本。换言之，一百单八将以原始生命为核心质素，而以决然不同于卑劣伎俩的社会智性为辅助条件，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人生天地，当然也获得了为文明社群普遍接纳的精神意义。（叶天山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