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中，家庭伦理叙事类作品一直在众多题材类型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类影片通常聚焦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所，主要情节围绕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情感纠葛，将个体与群体联系起来，从家庭出发去认知整个社会，以小见大，形成反映亲情伦理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特定社会话题表达。

从近些年上映的国产影片来看，女性题材影片逐渐涌现，我们似乎能从这些电影表现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叙事中找到一条关于女性视角的线索。如杨荔钠导演的《春潮》围绕由三代女性组成的单亲家庭展开叙事，通过日常生活中角色间的冲突和侵犯，描写一家人无法和解的个体生命经验。春节档的大热影片《你好，李焕英》则讲述一个温情脉脉、感人至深的母女故事，以女儿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至亲之情。近期亮相银幕并引起观众广泛讨论的电影《我的姐姐》，则着眼于深埋于中国社会的重男轻女观念，立足社会议题，挖掘“姐姐”在家庭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做出脱离家庭的抉择时的心理历程。

三部影片都试图通过家庭中的性别话题，呈现女性的生存状态，并对家庭中的男性形象予以淡化处理。他们要么是只出现在女性角色的回忆和口述当中，要么是被人为地忽视，形象扁平化，作为影片中背景板一样的存在，从而让渡出一个女性自由活动的空间。然而，男性形象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父之权力的消失，反而是在不可见的地方发挥绝对的控制力量。《春潮》中的丈夫或父亲这一角色在母亲与女儿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并且成为横亘在母女二人中间的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矛盾触发点；《我的姐姐》中的父亲虽然只在安然的记忆和梦境中出现，但就是这个模糊不清的身影成为她性格养成和日后行为动机的直接因素。这三部影片在整体上共同呈现出一种父之形象的在场式缺席。同时，由于男性的退出，家庭叙事的焦点围绕着母女话题展开，描写出母女之间复杂的认同与分离关系。尽管《我的姐姐》中没有过多笔墨落在安然母亲的刻画上，但由于姑妈这一角色因其养育安然而与之关系亲密，又与安然在整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形成一种镜像对照关系，实际上已经顶替了安然的“母亲”这一社会角色。

在人物塑造上，女性的内心世界往往需要借助一种幻象的表达才得以突破心理上的重重防线展现出来。《春潮》里有一段关于死亡的梦境描写，画面色调阴暗，一群医护人员一言不发地冲进家门，开始四处搜查，最后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羊，那只羊又在下一个镜头里变成了母亲自杀去世的闺蜜。这些梦境连同时常出现在她面前的红衣女子共同构成了郭建波对于当下生存环境和死亡与孤独的直接感知；《你好，李焕英》则将整部作品构建为一种幻境，这不是为剧中角色构建的，而是导演贾玲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与母亲重逢对话的空间，现实中的失落也在此得到弥补；《我的姐姐》中安然对于童年被父亲打骂和忽视的回忆如同梦魇一般将她溺于水中，也是在这个幻觉中不断追寻父母的安然才幡然醒悟，扎进水中寻找一条自救之路。梦境与幻觉虽然带有超现实的成分，却是她们意识深处最真实声音的表达。

虽然同为在家庭伦理的范畴内女性视角的书写，但是这三部影片在表达风格和内容上却截然不同。《春潮》侧重表现母女之间剑拔弩张的冲突和博弈，在一种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的氛围中呈现出三个女性之间互相折磨又隐忍的生存状态。冲突一方面来源于母女二人不同时代观念的碰撞，不管是社区的合唱活动还是同学聚会，母亲纪明岚都倾向于从群体中获得支持力量。女儿郭建波则正相反，她总是独自行动，无法从外界得到任何一点慰藉，在她眼前时常出现的红衣女子正是她绝望内心的映像投射。而小孙女则是这个压抑的家庭氛围中的牺牲品，她与姥姥时而言语攻击，时而又温情脉脉，这也正体现了亲情里的矛盾所在。另一方面，同一个男性人物在母女二人心中分裂为“混蛋丈夫”和“完美父亲”的形象也让她们之间的罅隙难以弥合，母女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影片的意图不在于给出一个答案，而是对女性个体心灵的关照，洞察亲情中幽微难言的一面，展现人物最真实、毫无遮蔽的内心世界。在结尾之处，女儿对着窗玻璃上映着的母亲虚影的独白，意味着二人之间的冲突永远无法和解，只有随着母亲的病倒而得到短暂的喘息时间。

《你好，李焕英》中的母女关系则与《春潮》形成一组完全相反的对照，导演贾玲以极真诚朴素的方式呈现了一段真实感人的母女情深的往事，影片的全部叙事动机和人物的行为原因都归结于一个字——“爱”。女儿怀着对母亲的愧疚和爱构建出一个时空交错的场域，让自己得以在此与母亲重聚。而母亲也对女儿有着无限的温柔和包容，即使在影片中的女儿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永远是让自己最高兴的“我宝”。从妈妈的身份回归到“李焕英”，这也是女儿对母亲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女性个体价值的表达。

近期上映便引起关注和讨论的《我的姐姐》则以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议题为切入点，探讨家庭伦理中的性别话题。从影片开头车祸现场出现的一家三口的合照，就足见安然在这个家中的“局外人”身份。而这个家庭中的另一个姐姐——安然的姑妈，则更像是安然的镜式对照式人物，她们生来有着同样的处境和命运，但与安然的竭力反抗所不同的是，姑妈屈从地接受了家庭赋予的“姐姐”身份和这一身份背后代表的牺牲——放弃教育机会和继承房产的权利，帮忙养育弟弟的女儿。两位“姐姐”有着共同的境遇，但这两个姐姐的形象间也存在着分歧和冲突。姑妈从反对寄养幼弟到与安然有着深切的心理认同的过程，也是试图从道德压制中的逃离而做出的努力。姑妈态度的转变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安然有着坚定的自我认知和方向，影片呈现的是一种对女性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支持。

从近些年的影像作品可以看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两个场域的书写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送我上青云》选取了一个大胆的角度，关照女性成长，表达女性欲望；《嘉年华》则直面未成年女孩遭受性侵话题，揭露女性的艰难处境。《春潮》和《你好，李焕英》这两部影片，从不同维度探讨母女间微妙、深切而复杂的情感关系，而《我的姐姐》将母女统一在同一个被忽视的立场上，从她们自身的眼光看待身处的环境，不断地开拓和丰富家庭伦理叙事中的女性视角。（陈雅楠）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