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民间说唱文艺无论在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不过，就说唱文艺研究的对象、内容与方法而言，目前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或不足之处。比如，当下说唱文艺的研究者，多局限于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评价民间说唱文艺，还比较缺乏跨学科开拓创新的自觉意识。

实际上，民间说唱文艺的价值远不限于文学。它本来是一种基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心理与想象，运用口语来说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文艺样式，其内涵相当丰富。举凡民间社会的耕作负贩、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男欢女爱、礼仪教化、风俗民情、信仰崇祀、医卜巫术、民事诉讼、节庆游乐、方言俚语等，均在说唱文艺中有生动鲜活的艺术呈现。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从文学角度看问题，还需要一种自觉的跨学科研究意识，这样才能较好地阐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存在价值。

对说唱文艺进行跨学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足点不同，其研究的路径、方法等自然会有差异。常见的研究路径是，立足于说唱文艺，借鉴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音乐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观照、阐释说唱文艺的生成与演变、演出与接受、内涵与价值等。

例如，唐五代的变文讲唱、宋代的说经、明清时期的宝卷，都是受宗教特别是佛教影响而产生的说唱艺术，如果不借鉴宗教学的知识与方法，不了解宗教艺术，不联系宗教在民间的传布，是无法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在这一方面，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将变文讲唱和华梵宗教艺术结合起来，就对变文的生成与衍变、变文与华梵音乐戏曲之关系、变文中的三教思想等做了较准确、具体的阐释。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也从宗教学的角度，把宝卷放到特定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文化语境中，去研究宝卷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民间宗教信仰及其教化娱乐之间的关系。

又如，民间说唱与民俗文化关系至为密切，诸如岁时节令、人生礼仪、教化娱乐等在很多说唱文艺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清代鼓词《封神榜》在说唱哪吒的故事中就穿插、敷衍了京城庙会盛况，鼓词《西游记》在说唱凤仙郡求雨时则穿插、敷衍了京城德胜门外黑寺、黄寺等喇嘛庙“打鬼”驱邪的风习；扬州评话《武松》讲武大郎过年，则渲染了扬州人的过年习俗；广州木鱼书《七夕赞花》也描绘了广府人的乞巧民俗……这样便赋予了说唱内容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记忆。对此，有必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认识价值。在这一方面，郭晓婷《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较有代表性。该书从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入手，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角度综合考察子弟书反映的旗人社会状况、娱乐趣尚、市井百态、家庭生活和文艺修养等，揭示了子弟书蕴含的清代中后期北京市民的生活、心理和民风民俗，不仅有效推进了子弟书研究，也开拓了一个揭示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新视角。

除了基于民间说唱文艺本体开展跨学科研究外，也可以立足于某一学科，从说唱文艺中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拓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创新其学术观点。早在20世纪上半叶，刘半农就提出，“研究俗曲，可以从四方面进行：一、文学方面，二、风俗方面，三、语言方面，四、音乐方面。”受其启发，李家瑞在研究北平俗曲的基础上，从民俗学的角度专门编写了一部《北平风俗类征》。

在音乐方面，由于说唱文艺多半是说唱兼施、配乐表演，某些说唱文艺体裁，单就文本形式看，并无什么差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音乐唱腔与伴奏乐器，因而说唱文艺自然成为民间俗乐研究赖以取资的重要宝库。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对说唱音乐如诸宫调、货郎儿、陶真、弹词、鼓词、牌子曲、秧歌等多有涉猎。在语言方面，说唱文艺是使用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口头白话、方言俚语（包括俗话、谚语、歇后语、市语行话等）来说唱故事的，因此要调查一个时代的语言风貌，自然应从说唱文艺中汲取丰富的语料。如张涌泉在校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写成了《汉语俗字研究》，江蓝生等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元语言词典》，也很注意从敦煌变文、宋元话本中撷取有代表性的俚词俗语加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学逐渐在中国兴起。新文化史学借助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关注底层群众的日常生活，把研究重点转向民间文化，因此民间流行的说唱文艺自然也就成为其研究民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海外汉学家余英时在《中国文化史通释》中指出，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方面，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弹词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的确，如果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观照民间说唱文艺，那么就不难发现说唱文艺在古代民间社会建构的文化知识体系涵盖了政治、历史、道德、商业、法律、宗教、信仰、医药、游艺等多方面的知识。正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说唱，很多不识字民众才得以接受、共享其所建构的各种文化知识。这不仅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等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且参与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民间社会的文化历史变迁。近来拜读唐力行先生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就发现这套丛书有意识地采鉴了新文化史学的方法，从评弹来看江南社会，又从江南社会来看评弹，从而借助于民间评弹开辟出了江南史研究的新领域。

当然，利用说唱文艺研究民间社会的历史、文化，也要充分意识到说唱文艺因为受口头叙事传统的支配，往往喜欢以程式化的韵文套语、场景、母题等来写人叙事，其说唱的内容通常并不是对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艺术上的因袭、想象、编造与再加工，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大量臆造的东西。因此,当我们采用说唱文艺提供的资料来分析民间大众文化时,就有必要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做更加全面、确切的把握。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民间说唱文艺在形之于书面文本的过程中，往往经过了一些文人的整理和改编。例如，从石玉昆说唱的《包公案》，转化为无名氏记录、整理的《龙图耳录》，再经问竹主人、入迷道人、退思主人等人删改、修订，变成《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最后又经俞樾修订而变成《七侠五义》，这其间就经历了多个文人的整理与加工，渗透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以《三侠五义》研究民间文化，自当谨慎辨析、处理。又如20世纪70到80年代，根据民间艺人说唱成果记录、整理的一些说唱作品，由于整理者受时代影响，根据其思想意识与艺术标准对之做了不少删改、加工，导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失却了本来面目。就拿陈思和讲说的评书《聊斋志异》来说，当时记录、整理其说书成果的文人，就把那些他们自认为思想落后、趣味低级、语言粗俗的内容全部删去了，只保留不到三成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借助这样的说唱文本来研究民间文化时，我们所看到的民间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就或多或少渗透了整理者与改编者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怎样辨析、利用这样的说唱文字资料，就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对于说唱文艺，除了从文学角度研究以外，的确有必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传播学、音乐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之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掘说唱文艺的存在价值。（作者：纪德君，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