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曾在《简易哲学纲要》中指出，研究美学的方法可分为两种：“或由自然美出发，而由此以领略艺术美；或分析艺术，以定美学的概念，而由此理解自然美。”当代美学，因立足于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学科定位，从艺术美出发便成为自然美理论建构的必然选择。但运用艺术审美原则阐释自然美，却无法真正解决自然何以美的难题。有鉴于此，从自然美维度反观当代美学，既可见出自然美研究的转进理路，又可呈现当代美学的别样形态。

“自然人化”与中西文化中的“自然”

自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自然人化”便成了自然美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其中，大多数美学研究者赞同自然美生成于“自然人化”的判断，只是对“自然人化”的理解有差异。如有的学者主张自然美源于“情感化”，运用“移情”解释自然美；有的学者则主张自然美源自“实践化”，认为劳动实践是自然美得以生成的路径。

但“自然人化”命题，难以有效解释“人化”自然过程中的美丑并存现象，无法阐释自然美和实践美学关于美本质界定之间的内在冲突。事实上，实践美学在运用“自然人化”阐释自然美时，也的确没有达成理论的自洽；从实践美学出发的生命美学、生存美学、超越美学等，更是将自然美置于研究的边缘，甚至直接悬置不论。

究其原因在于，当代美学在这一发展阶段，深受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哲学框架的束缚，没有借鉴现代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也没有承续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便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高扬人的主体性大旗，强调对抗自然、征服自然。人本主义理论将自然视为“自然物”，视为荒蛮的存在、可加以利用的资源，自然的审美价值因此而长期遭到否定。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美才开始受到关注；到启蒙运动之后，自然因象征自由、浪漫而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到现代，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逐步消解，自然在现象学的“天地人神”四位一体、“诗意地栖居”等思想中，方成为自然本身。

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实与西方之“physis”“nasci”和“nature”在内涵上存在着错位：前者具有非实体性，而后者则是指向实体事物。中国传统秉持自然生命观，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与物为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等。由此，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建构中，除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外，更有“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的“畅神”，“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互赏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可谓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生态型美学中的自然美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型美学开始在中国勃兴。所谓生态型美学，主要是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景观美学。顾名思义，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核心语汇不同，分别是“生态”“环境”与“景观”；主要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不同，分别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景观规划设计学和景观生态学。同时，自然美相应开显的维度也不同：生态美，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旨在凸显自然生命样态之真；环境美，强调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和谐自由的关系，旨在凸显自然生存环境之善；景观美，则强调自然物象形式的艺术性，旨在凸显自然物象之美。

而三者之所以可统称为“生态型美学”，在于有共同之基础：秉持生态世界观，即以生态地球、生态宇宙为本体，认为人与自然平等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汲取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文化，以深化生态世界观；坚持生态审美原则，从生态维度重新理解美与丑，进而从自然出发、以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强调生态审美方式，基于但又不受限于自然科学理论，以生态感知方式体验自然美。

因面对共同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国内兴起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译介而来的西方生态型美学很快形成交汇融合，并促使自然美再次成为美学研究热点。在生态型美学理论体系中，自然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物质性存在，而是处于整体有机关联且动态流变之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存在；作为审美者的人，也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自然物同处生态系统之中的生命存在。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审美关系的建构，便促使“自然人化”在两个维度发生转变：走向“自然化人”——由于自然生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加重，人更加注重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生态规律视为“美的规律”的有机内容；走向“人的自然化”——从理性的、处于主体地位和作为类的“人”，走向更为关注生命体验和生态保护的人。

在生态审美原则下，自然美的呈现，是诉诸本真生命样态，展现出自是、自在、自为和自由等审美特征。自然美的构成，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审美原则下的形式美，而是凭借自身的生命价值、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平衡价值等，展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自然美的内涵，则因建基于自然科学理论，使得生态美、环境美与景观美都内在蕴含着自然科学之真。（作者：席 格，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