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21世纪初的“超女”开始算起，粉丝取代“追星族”称谓，在中国文娱圈已经活跃了近二十年，明星艺人与粉丝之间的“星粉关系”经历了手机短信、门户网站、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多次迭代。但与此相悖的是，“星粉关系”乃至整个偶像产业的“返祖”之势愈演愈烈，突出表现为极端“宠溺”式的家族文化。这种想象性的准亲密关系有和谐积极的一面，但一掺杂非理性与经济利益之后就经常变味。例如某选秀节目的粉丝为训练生疯狂消费、集资打投；一些明星艺人角色被固化、生活被围堵、社交被指挥，而艺人为了宠粉甘愿接收粉丝这种“爱的绑架”；当偶像塌房（“饭圈”用语，指偶像出现负面新闻）之时，粉丝对其一味袒护、百般开脱，与批评者互怼互撕，不断刷新对艺人劣迹接受的下限。有一些粉丝自嘲，以前演技太烂或是恋情被曝光属于塌房，现在已经卑微到自家“爱豆”不要出现在法制新闻上就好。

诚然，这种互宠娇纵和互撕谩骂之风的背后有粉丝心智人格不完善的原因，也有资本、“网络大V”和粉丝组织的鼓动。但是作为管理运营艺人的经纪人（公司），则承担着更直接的责任。我们发现，对于层出不穷的艺人舆情危机，社会进行着一轮轮围观吃瓜、争论真伪、道德谴责和法律惩戒的过程，但经纪行业的反思自省总是遮遮掩掩、扭扭捏捏。

从20世纪80年代的“走穴”商演，到2013年《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演出（艺人）经纪人行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这期间，技术更新换代，产业变革升级，很多艺人经纪机构却依然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这是因为艺人经纪属于生产模式简单、轻资产的行业，为了节省成本和提高利润，大量艺人经纪公司（或一线工作团队）都是小型企业和工作室的架构。此外，专于表演创作的艺人面对商务合作和市场交易，存在天然的信息隔阂和不安全感，并且作为个体劳动者的艺人在经济维权时往往处于弱势，于是他们更愿意依靠经验主义和亲缘性来确定可以信赖的经纪人，很多经纪人是艺人的亲属、密友。另外，演员工作更多诉诸情感交流，加上演艺圈的人情社会特征明显，经纪团队与艺人长期相处下来，很容易发展成家长制或亲情化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提升了沟通效率和凝聚力，但也存在明显弊端，尤其是对艺人缺乏监督和培训，对其犯错的宽容度过高，而反省和纠错意识过低。

这种家族式企业内部文化又延伸到经纪人对外部的“星粉关系”经营上。经纪人带领粉丝围绕着艺人营造“仅粉丝可见”的纯洁和亲密感，建立一个双向甜宠、抱团取暖的闭环，无条件、无要求地呵护着艺人偶像，乃至凭借对外的“撕”来强化大家庭的“爱”。经纪公司还利用这种“甜到齁”的“星粉关系”，将很多宣传营销、危机公关的工作连同风险转嫁给“数据工人”——粉丝。更有甚者，有些经纪人乐见自家艺人被扒黑料所引发的粉丝互撕——顶流艺人塌房就是顺带宣传了一波，“小糊咖”塌房即“C位出道”。总想坐收渔翁之利而无视非理性情绪的潜在破坏力以及大量“脱粉回踩”的事件，反映出艺人经纪人的行业惰性和投机心理。

从行业功能讲，艺人经纪人是连接演员、创作和受众三方的桥梁，也是整个文娱产业生态的毛细血管。从职业素养讲，艺人经纪人需要依靠谋略能力、社交能力和艺术修养来为艺人打造形象、创造价值。但是很多艺人经纪及宣发公司热衷于营造“捧一踩一”的“饭圈家族文化”，以此收割粉丝的“亲情”，挣流量快钱，证明了这个行业远未达到专业化、规范化的程度。行业自律性较差，输出艺人的职业素养不足，直接影响着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和社会效益。遗憾的是，与风口浪尖的艺人相比，经纪人如同沉默的水下冰山，热烈讨论明星公共事件的大众也往往忽略这一个隐于舞台幕后的行业。至今，该行业的专项法规只有《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和《高级演出经纪人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主要针对演出市场经纪工作做出一定的规范，但没有细化到现场演出、影视综艺、音乐、短视频及直播等各类艺人经纪人应承担的多种责任义务，尤其是艺人媒体形象、艺德修养和“星粉关系”这些关键领域。如何建立长效、综合的行业治理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今，越来越多的艺人经纪公司倡导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机制，并且逐步达成共识，即演技精湛、传播正能量的演艺人才是公司最有价值的资源，打造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才是最终目标。互宠与互撕的风气该休矣，一种推崇理性、知性和审美判断力的观演关系革新势在必行。

（作者：嘉睿）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