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禹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正逢抒情的时代。时代的濡染，让李培禹自然而然地经历了一个“读诗·品诗·写诗”的诗歌之旅。于是，对诗歌的亲和，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化为他的精神细胞。率然吟咏成为他的生命常态，他甘愿成为生活的歌手和时代的歌手。

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说：“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的。”弗洛伊德也把人的心灵划为意识与潜意识。他们都强调“非社会性”的东西，主张逃离“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则把他们的主张变成诗论，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他所说的“逃避感情”，不仅指现实感情，当然也包括社会感情，因而整体地内趋，把表达私人话语凌驾于公共话语之上。进入新的世纪，中国诗坛在对现代主义的追逐中，很多诗人以“逃避”为上，以书写“私人话语”为宗，诗作极端个人化。然而李培禹却绝不闻风而动，他坚信，“民歌是诗歌之母”，客观性、现实性、时代性、人民性和社会性是诗歌的基点和本源，也是诗歌创作的大道通途。

因而他在物象（河山和星辰）、世象（人群和社会）、心象（感情和感悟）这三个维度上觅诗。这就使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形式多样，情思纷繁，好像无处不诗、无时不诗——他率性撷取，神采飞扬，快乐地歌唱。一切都承继着《诗经》的传统，大地、人文和心灵交汇融合，高奏“复调”，尽情地赋比兴、风雅颂。这样的风格，在他的诗集《失去》（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中得以充分体现。

譬如《和长城握手》，“风中我站在金山岭的垛口/思想感情的波涛在放纵奔流/长城啊，此时我抚着你每一块岩石/知道吗？我是在和你紧紧握手//用不着山谷录下豪迈的誓言/握手，十指连着心头/心中既已燃起振兴中华的烈焰/攀登吧，我所有无愧于长城的朋友”。可以看出，在诗人笔下，长城既是物也是人，既是历史也是时代，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主观情感，有着“复合”的品质。所以，当有人说，李培禹的诗有些直白和清浅，我不禁摇头，认为这正是他在深处思考之后，厘清了人情事理，获得了明晰的认知，便自信地进行深入浅出的表达。一如结晶的过程，中间之物往往混沌一团，貌似深奥与神秘，到了最后反而晶莹剔透。换言之，这是他自主性的追求，反拨着现代主义的所谓孤冷与玄奥。他写入世之诗，照拂人间情感，观照现实人生。

他的写作取向，注定了他的诗思与山河同在、与时代同脉、与生活同轨、与人生同感。这就不难理解，他当年小小年纪，就勇于与贺敬之、臧克家那样诗歌大家唱和，写出《雷锋和我们同在》的长歌；也不难理解，遍染风尘之后，他还保有一颗湖水一般清澈的童心，在沧桑处抒纯美之情。

譬如《赛里木湖的波光》，“赛里木湖的波光/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他们世代弹着冬不拉/湖水便像圣泉一样清凉……/赛里木湖的波光/把锡伯族猎手的眼睛擦亮/他们封存了骑射的弓箭/家乡更有了满坡满岭的牛羊……/今天，赛里木湖美丽的波光/让我这个远方诗人的心儿滚烫/她一定接纳了我笨拙的诗句/不信你看，湖水正涌起一层层波浪”。

从哈萨克小伙到锡伯族猎手，最后到“我”，从远方到身边，一路清澈，情感就有了普遍性。这样的意象，正是人间性所在，像阳光普照，豁然地有了明媚的力量。这正暗合了浪漫主义的底色，其核心词是：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

李培禹的诗集名为《失去》，读罢掩卷，却内心盈满，有始终“得到”的感觉。他忘情地做着时代的歌者、生活的歌者，一路吟唱，大在小处、诗在凡处，让人心中激荡起感恩之情，由衷地感叹：有诗的日子真好，有诗的日子很年轻！（凸凹，系北京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4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