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世纪的欧洲，学界通常将世界概念化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不同的文明单位，并且将之服务于“文明使命”与殖民活动等现实的目的。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科的专业化，在兰克等历史学家的推动下，民族国家史成为主导性的历史书写范式。不过，这些专业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仅仅是欧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空间观又强化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空间观。

美国学者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在《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1997）中称这一套话语为“元地理学”，意指“一整套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对世界的这种划分是简单化的、本质主义的，它给民族和区域强加了一种人为的内在统一性，曲解了各自内部的结构过程，忽视了历史上的网络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跨越边界的新的互动区不断形成。学者们开始对传统的空间结构进行再思考，全球史研究得到极大推动。它致力于重构历史空间，以探索理解人类历史的新途径。

我们可以从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和作为学术研究框架的空间两个方面来理解全球史对历史空间的重构。

首先是全球史把历史空间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创造和空间转化。这类研究建立在以下理念的基础上：历史空间并非先天给定的，而是人类活动造就的，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旧的空间受到互动的冲击，而对互动进行管控推动了新空间的形成。德国学者马蒂阿斯·米德尔循着这一思路研究全球化史，认为全球化并非单向的、直线式的历史进程，而是多层次的。在此过程中，所谓过时的空间组织形式（如民族国家）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有不同的层面（例如城市、国家、区域、超国家、全球）都创造着自己的空间，需要研究者予以考虑。米德尔在与卡特娅·瑙曼合著的《全球史与空间转向：从地区研究的影响到全球化关键节点的探究》（2010）中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辩证过程，并以1840—1880年这一典型的经济全球化时段予以说明。由于技术进步和西方扩张加速，全球互联在这一时段空前增强。这对于既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世界上许多地方在同时回应同样的挑战，暴力对抗时有发生。此处的关键点在于“同步性”：这些冲突不仅仅表现为恰巧同时发生的诸多国内对抗，它们还具有全球性，因为正是这些战场决定了各国或社会以何种方式参与世界事务，而且通过这些战场，人们找到了维护国内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并确保各国间有效互动的最佳途径。所导致的结果是新型空间关系的确立，即所谓“再领域化”。

在笔者看来，认识到历史空间的开放性和变动性对于历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推动全球史不断突破传统的研究框架，探索新的研究单位。哲学家与地理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新型空间关系的构建，历史学家稍后参与其中，所形成的一些核心思想被概括为“空间转向”：承认各种空间结构的同时存在，认识到空间的建构性以及历史参与者和历史学家在塑造空间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这些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广泛认可。

例如，1995年，威廉·麦克尼尔在《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中指出：“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应该首先关注共生的世界体系的变动，接下来再把不同文明内部以及类似国家、民族的更小的实体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动的整体框架之内。”这种在亚欧大陆的整体变迁中重新认识传统史学空间的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2016年，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全球史是什么》中对诸多的相关研究实践进行归纳，概括出重构历史空间单位的四种方法。第一，构建大规模跨国区域。在这里，康拉德所强调的是海洋，并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海洋并非超然于世的水体，而是跨越政治边界与文化差异的、人类联系和互动的重要平台。第二，不拘泥于固定区域，而是从问题出发，采用“跟随”模式，追踪人群、商品与冲突的移动，将国家内部的地点与其他高于国家层面的各种地点联结起来，探究互相交叠的空间。第三，构建交往的网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网络内部不同节点之间频繁发生商品、信息和人口流动，这些节点并不与国家重合，而是以网络和流动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历史上的多数跨境互动都可以用网络架构来理解。第四，书写全球微观史。康拉德认为，不宜将全球史与宏大叙事等同起来，全球和地方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全球进程由地方局势所塑造，也在地方局势中体现出来。

在这四种方法中，大规模的跨国区域是“互动区”，最接近于我们目光可及的、现实的地理空间；后三者则是根据研究议题而构建起的“史学空间”，其中“跟随”模式和网络思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通常聚焦于单一的商品、人群或冲突的流动，而后者所关注的则是全方位交流所形成的密集性网络，关键在于交往的频度和密度。

二

全球史对历史空间的重构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存在着需要谨慎对待、深入探索之处，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强调。

第一，关于空间的历史化。康拉德所言的“大规模跨国区域”除海洋之外，还应包括内陆亚欧、亚欧伊斯兰世界、撒哈拉沙漠等陆上人类交往的开放性空间。全球史的这种空间观挑战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发展的传统时空观，聚焦于互动性和共时性，这对于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也应当认识到，这类研究并不太关注共时性的历史成因，或者说更青睐于空间而不是时间，所涉及的地理环境往往是静态的背景。以海洋史研究为例，虽然它极大地冲击了陆地视角下的民族国家空间观念，但是海洋却很快变成自成一体的、僵化的特定实体，这种新空间与旧空间相比，可谓“新瓶装旧酒”。

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在之前将历史空间化的基础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空间的历史化，把共时性的空间结构还原成历时性的历史过程，进而推动对历时性变化的重新思考。这种研究同样要以问题为导向。美国学者马库斯·芬克在《印度洋研究与“新海洋学”》（2007）中呼吁学界把印度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关注相对静态的“特质地理”转向探究动态的、关联性的“过程地理”，以此界定印度洋世界众多开放的、模糊的、易变的时空边界，并将其历史化、在地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并非承载历史进展的容器，而是这些进展的副产品。

第二，关于全球与地方的关系。随着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似乎感到民族国家不再是调控社会活动最有效的空间模式，到90年代，“全球治理”的观念盛极一时，大有取代国家至上的世界秩序指导原则之势。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全球治理要想富有成效，需要深入思考从全球到地方的不同空间层面（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存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方位的、协调的新型空间秩序。

这些基于现实的认识凸显了开展全球微观史研究、正确认识全球与地方之间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我们在研究地方性历史空间的形成时，应超出“自给自足”的想象，既重视内部因素也不忽视外部力量，具体研究“本地性”身份的形成路径，追溯将“非本地”元素内在化的诸多方式。

第三，关于历史变迁中的权力因素。在讨论网络与流动时，切忌认为这种进程是自生的、在真空中发生的，而应该深入研究推动其生成与运行的权力。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2014）在这方面可谓典范之作。它关注棉花种植、运输、加工和销售的世界性网络，但更重要的是深入剖析了以棉花产品为中心而形成的权力和资源的支配网络，认为其主导者是资本和国家。

上述三个方面分别从纵向进程、横向关联和深层动力思考空间的历史脉动，可以对国内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些许借鉴，也可以为理解当今世界的变动提供一种思路。（作者：夏继果，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9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