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古往今来，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的结果。正所谓‘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一语，出自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李翱的《答朱载言书》。唐代中期，作为正统儒者的李翱应时代之召唤和儒学发展之趋势，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共同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他通过重新阐释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孔孟心性之学，吸纳佛、道思想，提出了“复性”学说，参与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系统，由此开启了通向宋明理学的道路。在与复兴儒学运动相辅相成的古文运动中，李翱同样是韩愈的支持者、追随者和理论上的探索者、创作上的实践者，居功至伟。

李翱虽始终追随韩愈，但他在学习韩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着自身鲜明的观点、独特的理论体系。李翱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集中反映在《答朱载言书》中。《答朱载言书》是李翱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篇章，被收录于《李文公集》《全唐文》《唐文粹》中；唐以后多个版本的“文论选”“散文选”，均将其置于较为重要的位置；后世的多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如南宋的洪迈、清代的方东树等，多对这篇文论推崇有加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诠释、解读；李翱文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不但对中唐古文运动的持续深入开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答朱载言书》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以儒家之道为核心，以六经等儒家经典为要旨。其集中体现为“载道论”“文质论”“创新论”。李翱的“载道观”，源自先秦的儒家传统思想，并深受韩愈的影响。从《管子》的“生至自有道”，到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的“明道”论，韩愈的“文以明道”，与李翱的“载道论”的核心观点一脉相承。他认为，道德充实，是文章之美的重要根源；立言是为了明道；文章的内容与形式都应服务于社会教化。李翱的“文质论”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重道而不轻文，主张文质并重，文质相宜。李翱“创新论”的主要观点，是在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基础上发展出的“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他认为，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各有新意，绝不雷同。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均应具有新意，为文贵在独创。

辩证、全面地分析、考察李翱的文论观点，我们会发现，其内在逻辑关系是：以“道”为旨归，将内容置于主要地位，并以与内容完美统一的文学形式，成就“不泯灭于后代”的文学经典。可谓“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理辩的基础是仁义之道和高远的格调，只有透彻精辟地剖析文章的义理，才能做到气直和辞盛，气势与情感兼备，进而通过文辞之美实现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

“文质兼美”是中华美学的重要标准。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坚持了文艺创作思想和艺术统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叮嘱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强调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高度统一。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文艺工作者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才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王惠宇，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1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