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我们
——忆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演出
作者：刘德有(原文化部副部长)
1986年7月4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灯火通明。
享誉世界的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世界歌王”——帕瓦罗蒂在这里举办个人音乐会。
当帕瓦罗蒂演唱完《我的太阳》最后一句高音时，场内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这是他经历的最长的一次掌声，竟长达9分多钟。帕瓦罗蒂看到中国观众脸上那真切的兴奋和热情，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放下了。音乐会结束时，在一遍又一遍地谢幕之后，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作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演唱会的外国人，帕瓦罗蒂为他个人艺术生涯中最大的室内音乐会的成功激动不已。万人大会堂辉煌的场面和宏大的气势，给帕瓦罗蒂极大的震撼。从大会堂出来，坐上红旗轿车，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1986年6月，王蒙(右)代表文化部宴请帕瓦罗蒂，左一系本文作者。
帕瓦罗蒂访华期间品尝中国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帕瓦罗蒂首次访华演出的见证者，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那个年代，由于经济条件和其他种种因素所限，我们邀请世界级乐团和歌唱家到遥远的中国来演出，谈何容易。从这件往事中，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曾提出要派遣罗马剧院访华演出，但由于经费等原因，最终未能成行。那时，我还没有调到文化部工作。后来我听说几乎每年都旧话重提。
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要求来华演出的事，最早的请示报告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于1984年10月20日报给文化部的。但由于未说清楚如此大的外国艺术团来华访问的来龙去脉和目的，此事又拖了一段时间。
两年后，又递上来了一个报告。我作为主管副部长写了一段话：“拟同意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包括著名演员帕瓦罗蒂)于1986年6月来华演出。”并报送朱穆之部长审阅。朱穆之部长圈阅表示同意。就这样，此事就算定了下来。
热那亚歌剧院和帕瓦罗蒂访华的前期准备工作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时间。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经费，一个是演出场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较差，双方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
例如住宿问题。原先中方安排的是住前门饭店，但意方觉得“太落后”。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来时，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很客气地说：“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香山饭店在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之一。两个宾馆的差价，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费用，合在一起高达8万美元。当时，香山饭店还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一天内空出这样多的房间有困难，有一半房间需要提前一天空出，这一天的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这种所谓“起租费”，据说今天早已经不实行了。
双方的谈判还涉及了“零用费”问题。
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天价了。
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意方曾提出场地安排在北京体育馆，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中方提出，像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意方不肯轻易放弃，坚持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最后，虽然意方对场地的条件不甚满意，但最后同意在由中方选定的天桥剧场。
帕瓦罗蒂本人还提出要带大批意大利“粉丝”跟着访华，这又给接待单位带来了麻烦。
如果是在今天，有外国演出团体来华，对方表示有一个几百人的粉丝团要跟着一起来，肯定会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也会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但当时，帕瓦罗蒂的粉丝们一开始却遭到了中方谈判代表的拒绝。意方提出，帕瓦罗蒂在华演出期间，希望中方能为意大利几百人的旅游者提供观摩票(意方出钱)。中方认为，意大利歌剧院来华，主要是为中国观众演出，意大利的旅游者可在自己国家看，中方不能提供观摩票，一口就给回绝了。意方还是不甘心，说你们不是需要外汇吗?这些人来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钱，是旅游创汇的好机会呀。中方不为所动，说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大量外汇，但是这样的外汇我们不需要。你看，当时有多傻啊!
但是，帕瓦罗蒂的粉丝团还是来了，而且一下子来了160人，他们是和帕瓦罗蒂同机到达的。他们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庞大的旅游团。承办的旅游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国人的脾气，在大部队临行前一个半月，1986年5月7日，负责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线旅游公司经理塞维利欧·盖格里雅第专程来京拜会了中国对外演出公司。
中方首先礼貌地感谢对方通报这一情况，但接着说，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只承办艺术团，而不承办其他团;观众主要是中国人，因为票供不应求;演出不像体育比赛需要啦啦队，而且两批人混在一起，管理也不便。
但是对方却不慌不忙，表示理解中方心情，并劝中方不要担心。他强调两个团虽然同坐一架包机抵京，在飞机上他们可以是一个整体，但自下飞机起，两团就会分开;而且表示，他们有丰富的组织经验，非但不会给中方制造麻烦，相反会随时为中方提供帮助。比如，为避免歌剧院抵京时住房混乱，他可以帮助中方预先编排房号，还有参观游览等，也由他们来组织。事已至此，中方表示，具体问题等打前站的来后再商定。
事后，中方才明白，包括热那亚歌剧院在内的所有一行人的访华，都是由这家旅游公司安排的。连包租专机，也是他们谈定的。这其实是西方旅游业通行的做法，但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帕瓦罗蒂到中国访问演出，确实非同小可，兴师动众。那一年，帕瓦罗蒂全家，除了母亲患有心脏病没有来之外，父亲、妻子、三个女儿悉数都来了。除了亲人外，还有“辎重”。这一行人马，带来了洗衣机、冰箱，还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矿泉水就带了1500瓶!连帕瓦罗蒂本人都为此感到吃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之前，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提出到中国后要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
为此，中方发了一封特急电报说：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向我所提饮食要求(含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等，我难解决，希意方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收到这样的消息，再加上一些传言，说到了中国什么都买不到等，帕瓦罗蒂心中难免忐忑。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带来很多食品。此外，他还带了三个医生、两个秘书、两个厨师。
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华，中方对票价也做了调整。为了调整演出票价，曾请示一位中央领导，并根据这位同志对外国来华表演艺术团演出的票价要“优质优价”的指示精神，将歌剧和演唱会门票价格根据剧场情况划为四档，分别调整到10元、8元、6元、5元。这样的票价标准，在当时属于高价了，然而演出票还是供不应求，尽管没有“黄牛党”，歌剧和演唱会的5元钱门票，还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
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到了2001年和2005年，再让帕瓦罗蒂带着冰箱、蔬菜来，就会成为笑话了。帕瓦罗蒂带来的冰箱，后来留在了中国。
来华演出，对于帕瓦罗蒂来说，物质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但在精神上他却非常兴奋。6月下旬到7月初，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当时的北京天桥剧场，根本没有空调设备。由于太过闷热，帕瓦罗蒂的感觉是“连空气都没有”。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帕瓦罗蒂非常清醒。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有所抱怨，尽管我确定不会有中国人听到。如果我开始有怨言，团里的每个人也会开始发牢骚。此外，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
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这次访华，轰动京城，波及全国，影响港澳，反响特大。文艺界盛赞：“文化部办了一件好事。”“帕瓦罗蒂的访华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他是当代的马可·波罗。”
帕瓦罗蒂和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到达北京后，文化部1986年6月2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同志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由我致辞。原来的讲话稿，开头的称呼是“尊敬的帕瓦罗蒂先生及夫人”。我觉得“先生”这个称呼比较别扭。到了现场，我请教了一位熟悉意大利情况的同志。那位同志说：“对于帕瓦罗蒂，还是称呼‘大师’比较好。”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并问英文怎样说?那位同志说：“greatmaster”。我把讲话稿做了修改。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在致辞中我提到：“中意两国和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1275年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意大利的文化友好使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带来了意大利的文明。17年之后，他又把中国的文化带给了意大利人民。他的中国之行，长期以来，在两国人民中，在国际上传为佳话。自从1970年中国同意大利建交以来，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关系、文化交往都在日益发展。这次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访华，就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席间，王蒙同志与帕瓦罗蒂简短地交谈，并碰了杯。宴会的整个气氛非常热烈。
帕瓦罗蒂访华演出首场独唱会于6月24日晚在北展剧场举行，并获得巨大成功。
音乐会原定曲目为12首。演出过程中，掌声、喝彩声不断(最长一次达6分钟)。终场谢幕15次，演出结束献花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帕瓦罗蒂被观众的热情所感动，又加演了5个曲目，相对于12个曲目的整场演出而言，加演曲目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半场演出。
“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应深深令我感动。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们的反应源自内心深处，似乎是完全开放自己，来接受我们提供的音乐。”帕瓦罗蒂对首场音乐会的成功感到很满意，称这是他“来华后最满意的一天”，并说：“来前听说中国观众比较冷淡，鼓掌是‘摆样子’，而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期待，这使我想起了25年前首次登上歌剧舞台的情景。”
同帕瓦罗蒂一道访华的亲人也激动地说：“场面太伟大了，出乎意料，太高兴了，比这更好的情景不会再有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说：“帕瓦罗蒂的演出征服了北京的观众，不仅使观众情绪沸腾了，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歌剧《波希米亚人》，是热那亚歌剧院带来的剧目。意大利艺术家们在当时没有冷气设备的北京天桥剧场共演出了5场《波希米亚人》，其中3场由帕瓦罗蒂出演。第一场《波希米亚人》是1986年6月28日晚上演出。天气非常炎热，帕瓦罗蒂脸上化妆的油彩几乎融化。帕瓦罗蒂猜想中国观众可能只是因为好奇才来观赏意大利歌剧，就像意大利人因为好奇而观赏京剧一样。有人在演出前告诉帕瓦罗蒂，中国观众本质上相当安静、含蓄，这似乎在暗示他，在中国演全本的意大利歌剧毕竟不同于演唱拿波里民歌，不一定会收获雷鸣般的喝彩与掌声。
然而，中国观众的反应完全出乎帕瓦罗蒂的预料。观众始终对高雅艺术激动不已，掌声如同潮水，一波连着一波。帕瓦罗蒂在演唱第一首咏叹调《冰凉的小手》行将结束时，唱出了整晚的第一个高音C，观众立即报以响亮的掌声!
只有一次，现场不合时宜地响起了掌声。这几乎是当时国内观众在音乐会上的通病：不该鼓掌时鼓掌。如果是其他外国艺术家，会认为不礼貌，一定会抱怨，但帕瓦罗蒂显得相对宽容大度，似乎是对热爱他的中国观众的一种原谅。他觉得，“此地观众对我们的音乐会习俗不熟悉，他们听到喜欢的东西，便很自然地表达他们的欣喜之情。他们一旦发现我与其他歌手的歌唱未停下来，会立刻停止鼓掌，因此音乐并未被打断。‘不礼貌的’掌声也许会让人感觉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发自观众内心的，只要是真诚的掌声，就可以被原谅。对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那种‘礼貌性’掌声更糟糕的东西了(嘘声可能更糟糕，但礼貌性掌声也好不到哪里去)。相较之下，‘不礼貌的’掌声岂不非常可喜?”
“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就在这一次《波希米亚人》的演出中场休息时，在休息室我们向前来观剧的胡启立同志汇报帕瓦罗蒂一行在华访问的安排。我们谈到7月4日的那场个人演唱会，说演出地点安排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胡启立同志说：“像帕瓦罗蒂这样的大师的演唱会在北展剧场搞，太小了些，也满足不了那么多观众的强烈愿望。我的意见，最好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搞。文化部可以跟大会堂联系一下。我再请示一下耀邦同志。”
在人民大会堂搞演唱会?我们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不过没有先例，也许难度很大。我请中演公司立即落实启立同志的指示。人民大会堂方面竟然破格地表示同意。6月30日晚，中演公司同热那亚歌剧院进行会谈，完满地解决了把7月4日下午在北展剧场的独唱音乐会移到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事。
7月1日上午，中演公司在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主持下，与各有关方面共同研究了转换剧场的许多具体工作，例如登报声明;电台、电视台转播消息;处理两个剧场的换票方案;安全保卫，大会堂剧场演出装台等。下午，中演公司负责人和大会堂管理局负责人一道还研究了一些具体事宜，例如，确定7月3日下午和7月4日上午在北展剧场兑换人民大会堂的入场券，以免在人民大会堂为座位号变化而造成混乱;确定7月2日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安全保卫现场会，由中办警卫局、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文化部外联局、中演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共同研究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决定7月3日白天在人民大会堂剧场装台、试音，以保证4日下午7时帕瓦罗蒂的演出圆满。
依照中国专业人士当时的看法，个人演唱会不太适合进入大会堂。但是帕瓦罗蒂却成功了，他成了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外国人(其实当时中国还没有人享受过这份殊荣)。大会堂的那场个人演唱会成为1986年帕瓦罗蒂访华的最高潮。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帕瓦罗蒂演出后获得如潮好评。音乐界认为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对我国的声乐发展与繁荣，是一次极大的促进，影响难以估量。有人说：“帕瓦罗蒂的来访，澄清了我国对意大利唱法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人认为：“论帕瓦罗蒂的演唱水平和效果，不愧是当代世界歌王。”有的歌剧迷甚至说：“朝闻其声，夕死可矣!”全国有许多声乐工作者为欣赏帕瓦罗蒂的演唱，不远千里来京观看，据不完全统计，28个省区市的101个文艺团体派专业人员来京观摩。
大家深感帕瓦罗蒂不愧为大师，其演唱特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他吐字清楚，歌喉丰满、圆润，在高音区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其表演作风朴实、自然，没有哗众取宠的多余动作，而且分寸感掌握得很好。他忠实于原著，整场演出没有给人演戏的感觉，他完全沉浸在角色中，使人感觉戏中人物的故事就像他本人的经历。
帕瓦罗蒂作为一名艺术家是真诚的，作为一个人也是真诚的。此次，与他一起来中国的大都是青年演员，其声望与他无法相比，帕瓦罗蒂在同他们合作中仍然十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表现出一名真正艺术家的优秀品质。在北京的每一场演出，他都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把世界最优秀的美声唱法介绍给中国观众。
“那种感觉非常棒，我在中国骑单车”
帕瓦罗蒂在北京演出，还有许多小插曲。
由于北京天气酷热，没有冷气设备，在后台活动时，帕瓦罗蒂手中拿着自备的一个袖珍风扇。在天桥剧场演出《波希米亚人》，快要开幕时，人们找不到了帕瓦罗蒂。但谁也不慌，谁也不去找。这是为什么?
原来帕瓦罗蒂在找一只生了锈的弯铁钉。他终于在后台的一个黑暗的角落找到了弯曲的铁钉。他虔诚地双手捧着铁钉祷告，然后装进衣袋里，才慢条斯理地来到舞台大幕后面。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帕瓦罗蒂家乡有一个传说：弯铁钉有特殊含义，金属象征着运气，钉子可以钉死魔鬼，弯曲可以辟邪。帕瓦罗蒂十分相信这一说法。由于中方事前知道了这件事，就故意把弯铁钉扔到后台，等他去捡。帕瓦罗蒂顺利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仪式。
除了舞台，在剧场外还有许多生动的花絮。
北京街道上行驶着潮水般的自行车，在那个年代是世界著名的。帕瓦罗蒂在北京真的骑了一次自行车。说到骑自行车，这是随行的摄影组为拍摄几个镜头而临时想起的。帕瓦罗蒂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要求借给他骑一骑。那个青年看帕瓦罗蒂是个外国人，块头又特大，生怕分量太重把车子给压坏，有些犹豫。陪同人员在一旁敲边鼓，青年便高兴地把车借给了帕瓦罗蒂。别看帕瓦罗蒂块头大，他拿到自行车后，一跃而上，在广场上转来转去，一下子就成为附近行人众目睽睽的焦点。很多人认出了骑车人是大名鼎鼎的帕瓦罗蒂。帕瓦罗蒂本人也感到很惬意，他终于过了一把自行车瘾。他说：“那种感觉非常棒，我在中国骑单车!”帕瓦罗蒂看到纪录片的导演与摄影师跟不上来，就故意骑得更快。摄影组只需要拍一个镜头，但帕瓦罗蒂说：“我骑得正高兴，根本不想停下来。”
据陪同人员说，帕瓦罗蒂最喜欢故宫博物院，他去参观时，进到一个肃穆的大殿，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喊了两声。事实上，帕瓦罗蒂也是一个随时都会找到快乐的人。在中国演出之余，他还跑去看京剧。他对主办方说，希望自己也能穿上戏装，喊两嗓子。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行家给他选的脸谱是西楚霸王，拍底色、涂腮红、描眉画眼，给帕瓦罗蒂高大的身体穿上描龙画凤的戏装，行家足足忙了四个多小时。然后，帕瓦罗蒂现学现用，竟然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段。
“中国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剧发展的新道路一样”
帕瓦罗蒂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的礼遇。
1986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了帕瓦罗蒂夫妇以及热那亚歌剧院总监弗朗科·拉格兹，并请他们共进午餐。王蒙和吴祖强等出席作陪。
当帕瓦罗蒂走进大厅时，胡耀邦总书记迎上前去说：“老朋友，你好!很高兴在北京见到你。”
胡耀邦总书记对帕瓦罗蒂说：“我国目前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先进的歌剧院。我可以保证10年内建造一座设备先进、音响效果好的歌剧院。到那时，请你来演唱。”
席间，王蒙插话说：“凡是优秀的艺术家都是属于全世界的，帕瓦罗蒂不仅属于意大利，也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我们可以说帕瓦罗蒂是我们的。”
7月8日晚，帕瓦罗蒂乘瑞士航空公司飞机离境回国。
在首都机场，帕瓦罗蒂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在罗马能与您相识，在北京能被您邀请共进午餐，使我无限喜悦。”“经您同意，我能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感到非常荣幸。”“这一切在我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使我爱上了您的国家”。信最后写道：“我希望能尽快再来中国。”
帕瓦罗蒂的首次来华演出，为中国人也为帕瓦罗蒂本人所看重。有人曾经说过：“是帕瓦罗蒂，为中国人真正打开了一扇西方歌剧的窗户。”帕瓦罗蒂本人也说：“这趟中国之旅是我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
帕瓦罗蒂临行前，对我们的陪同人员谈了他此次访华的感想。他说：“我想象中的中国是十分贫穷的、不开放的国家，像有的国家那样，会使人感到压抑。但此行改变了我的想象，中国的市场相当繁荣，中国人的饮食很丰富，营养也很好。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四五十年后将成为经济大国，到那时中国将有更大的抗衡能力。”帕瓦罗蒂还说：“中国社会很安宁，每次演出归来，都看到很多人在路旁乘凉，下棋，毫无夜间外出的恐惧感。”“如果文化部邀请，我非常愿意再次到中国来，拍摄《图兰朵特》，并把歌剧《托斯卡》介绍给中国观众。”他还建议：“中国的歌剧事业要发展，应考虑设立‘歌剧节’，第一次可以考虑演出三部歌剧，以后逐年增加。如果中国有朝一日组织第一次‘歌剧节’，我愿亲自来参加。”
日后，帕瓦罗蒂在谈起1986年的访华演出时称“简直是一场美好的梦”。他说，“中国人有强烈的自信心和幸福感”，“中国人自愿与人接近，是‘开放性的，富有创造力’”。“放弃走老路，困难就在所难免。”帕瓦罗蒂理解地说，“中国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剧发展的新道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