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考古出土的丰富的音乐文化遗存可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乃至礼乐文化。“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无论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还是五谷丰登的农耕文明，人们都有着对“乐”的美好向往，乐器的发展演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物质状态与人们的精神世界。

距今40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例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红铜铸就的铜铃。铜铃为菱形，顶部钻有一悬舌孔，内壁厚薄不均，体表附有很清晰的纺织物纹痕迹。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先后也有4只铜铃出土。出土的铜铃均为青铜铸造，体形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铃体，一侧有扉棱。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于铜铃腔内。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较为珍贵的物品。从形制上看，二里头铜铃的合瓦形铃体继承了中原地区古乐器陶铃的椭圆体，作为中国合瓦形铜钟形制的先源，奠定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基础。

在商代，乐器逐渐增多，考古学家考证，殷墟出土乐器，包括埙这样的气鸣类乐器，磬、铃、缶等体鸣类乐器，以及陶鼓等膜鸣类乐器。埙是中国特有的吹奏乐器，音色悠远圆润。最早的埙是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只有吹孔没有音孔。到了商代，埙发展为五音孔，可以吹出7个音。妇好墓出土了3件陶埙。商代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属铜铙的出现。铜铙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宫廷中地位显赫的礼仪乐器。妇好墓出土的5个一组的编铙，即为年代最早、件数最多、断代最为可靠的一例。它们和陶埙、石磬一起，应该是相对固定的组合。

“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周乐已经相当完备，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磬、钟、柷等。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了包括1件镈钟和4件甬钟在内的5件编钟，算是西周早期出土编钟件数最多的。而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气势宏伟到65件编钟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全套编钟总重量2.5吨，同时出土的还有编磬、琴、瑟、排箫、竹篪等共9种125件乐器，可以推测那时的音乐有多么发达。在马王堆汉墓中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乐器，包括二十五弦的瑟和“滥竽充数”的竽。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将箜篌、五弦琵琶等乐器带入中原。公元4世纪初开始在中原出现的天竺乐，以及沮渠蒙逊、吕光等人攻入凉州而流行的龟兹乐，与当地音乐相融形成西凉乐传入。后魏武帝再征西域，又促使安国乐及疏勒乐传入，使得这些胡乐在中原大为盛行。当隋再次统一后，宫廷雅乐得以重建，胡乐随之迅速发展。盛唐时期融合多个国家与民族的十部伎宫廷燕乐完成。而五弦琵琶作为西域乐中的代表性乐器，为中原音乐带来了新的血液。

五弦琵琶亦称“胡琵琶”或“龟兹琵琶”，现唯一存世的五弦琵琶实物为日本奈良正仓院北仓收藏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这件琵琶周身以紫檀镶嵌螺钿玳瑁团花纹样，面板镶嵌骑驼胡乐人物图，其间装饰飞鸟芭蕉，唐风浩荡，华美异常。这件由大唐传入日本的珍贵宝物不仅是丝路东端终点的见证，更是隋唐音乐史的又一巅峰之作。敦煌莫高窟盛唐172窟主室南壁观无量寿经变壁画上侧有表现天宫“不鼓自鸣”的场景，万千宝珠化作天宫乐器，在漫天祥云之间自弹妙音。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壁画分别绘有五弦与四弦琵琶，可见当时两种乐器在乐部中的作用各不相同。

随着宋代“三礼”的复兴，宋徽宗效仿周公，在培养宫廷艺术的同时，也将“礼乐”崇古推为文人新的精神追求。大晟编钟是宋徽宗以崇宁三年应天府崇福院内所出六枚春秋宋公戌钟为蓝本，命大司乐刘昺仿制大晟编钟并复兴上古雅乐。宋徽宗认为这套编钟的出世是“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者”，便依古钟式样，命铸泻务精心铸造编钟12套，每套正声12枚，中声12枚，清声4枚，共336枚，并在次年始造大晟乐。大晟编钟自此成为北宋宫廷乐府“大晟府”之重器。

贾湖8000年前的骨笛、5000年前的陶埙、4000年前的铜铃，安阳殷墟的编铙，两周时期的钟鼓磬瑟、管箫琴笙，还有唐代的九霄环佩琴……下次如果参观到博物馆，不妨多关注一下那些穿越时空的古代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