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文秀(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回望历史，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文学方面，俄罗斯带给我们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近现代以来很多中国作家都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与俄苏文艺的关系。

鲁迅的写作生涯与俄苏文学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正如冯雪峰所指出：“鲁迅和俄苏文学的关系，是和他的文学活动相始终的。”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有同样的表达：“鲁迅的创作对于我们俄罗斯作家的亲切，是除开我们祖国作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创作所仅能享有的那样亲切。”可以说，鲁迅对俄苏文艺的涉猎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既有在自己藏书方面对俄罗斯的偏爱，在译介外国文学上也对俄苏文学情有独钟，在自己创作方面受俄苏作家影响更大更多。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由衷地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鲁迅的俄罗斯文学藏书与翻译

鲁迅一生酷爱藏书，保存下来的藏书就有13000多种，藏书中有很多俄罗斯文献，大约有600种之多，不仅有文学、美术作品，还有哲学、美学及社会思潮与历史资料，这些在鲁迅博物馆有完整的保存。许广平先生曾概括说：“翻译和介绍苏联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在鲁迅毕生的革命活动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据粗略的统计：在他将近600万字的著作中，苏联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就有160多万字的数量，约占他全部著作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全部翻译量的一半以上)。”

的确，鲁迅高度重视俄罗斯文学，着力翻译过不少作品，虽然他本人年轻时只学过一点俄语，未能真正掌握，但他常常通过德、日两种语言转译进行翻译事业。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迅接触并关注到了俄国的文学。在他最初的翻译生涯，就开始涉及俄国文学。1908年鲁迅在其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向国人介绍了果戈里、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作家。接着与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于1909年出版，《域外小说集》被视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直译传统的开端。正如茅盾所说：“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

自《域外小说集》起，鲁迅文学作品便将译介重点放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俄国、东欧和北欧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早期的鲁迅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安特莱夫、迦尔询、爱罗先柯等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鲁迅把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引为“同调”，他说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是“精神迷人的一隅”，令他生出一种感动，影响了他的小说写作。后来鲁迅又译了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还有高尔基、法捷耶夫等革命文学作品也都由他亲自翻译到中国来。1936年10月18日，即逝世前一天，鲁迅还坚持校阅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二部译文，并预言《死魂灵》在中国是会受欢迎的。

1927年以后，鲁迅的译介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他深感有必要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着手介绍和翻译俄苏文艺理论，主要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阐述了文艺与社会、文艺与阶级、美学的原则和文艺批评的任务等原则问题，对鲁迅当时的思想困惑与文学笔争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释义和澄清。

鲁迅所藏俄苏文学数量较多，但多为日文英文转译而来，限于当时俄文人才很少，了解俄国历史的人亦少，鲁迅也深为苦恼，他曾感喟像瞿秋白这样精通俄文的人才的匮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专门从事俄苏文学翻译的人寥寥无几，除了曹靖华等少数几人外，其他几乎都是业余翻译家。在这种情势下。鲁迅积极组织未名社和左联的一些青年人参与这项工作，热心鼓励、扶植了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冯雪峰、柔石等俄苏文学翻译的新人，有时不仅用自己的稿费资助译作的发表，而且还亲自对一些译本进行斟酌、修改。

俄罗斯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说过：自己创作起步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俄国、英国、东北欧及日本等国度的文学，都对鲁迅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但俄国文学影响最显著，正如鲁迅所总结的：我觉得俄国文学比其他任何外国的文学都丰富些。”

鲁迅对于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着强烈共鸣，他认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可贵的特色是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真实性和批判性，这是空前的，并称“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对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巨大历史价值给予了充分评价。他曾满怀挚爱之情地指出：“被西欧的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它是一块“伟大肥沃的‘黑土’。”

鲁迅多次惊叹俄罗斯优秀文学中所包蕴的博大的爱与深沉的人道主义，称道“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给予的不只是怜悯，而是力图谋求其解放，为他人宁可牺牲自己，在鲁迅看来，是当得“伟大”的。这种博大深沉的爱被鲁迅视为“异常的慈悲性”，是俄罗斯文学的突出特色，“与我们的世界更接近”。

以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作家，令鲁迅感佩之处还在于，他们都提出了人的生存的重大问题，致力于揭露人性的复杂与缺陷，唤起人们对社会的改造与灵魂的剖析，为此鲁迅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将“为人生”作为自己“做小说”的“主见”，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以深刻地透视社会人生，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旨归。在他看来，俄罗斯文学的深刻性在于，不只表现了底层人们“不幸”的经济贫苦，还有精神贫困，当时中国国民状况亦然。他笔下的对不觉醒的人们的描写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他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重主题，反思国民性，深感启蒙之艰难。他指出俄罗斯文学中不仅有“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而且也有“挣扎和反抗”。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所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鲁迅实现借助文学“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理想。

鲁迅不仅追求“表现的深切”，而且也同样注重“格式的特别”，不仅在思想性上，鲁迅深受俄苏文学影响，而且在艺术手法和审美表达上，也有很多的吸纳。他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记》脱胎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药》中也印刻着安德莱夫象征与写实相调和的手法。同时，果戈理悲喜剧融合的讽刺笔法与抒情风格，契诃夫的简练朴素与“含泪的笑”所透露出的醇厚的韵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敢于正视”“并不平安的灵魂”的心理刻画等，都对鲁迅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影响。有人称鲁迅为“中国的契诃夫”，他们都是短篇小说的大师，都善于用最精炼的文字，是“含泪的微笑”。

别林斯基称果戈理的短篇为“装在狭小框子里的巨大图画”，鲁迅的短篇小说更是如此，它们通过鲁迅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的博采众长，成为“忧愤深广”的文学经典。鲁迅着眼于“小人物”“平常事”的取材特点，通过“白描”“画眼睛”“画灵魂”，即用最精炼的文字、最短的篇幅，表达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能透过日常生活深刻反映出社会本质，形成鲁迅的艺术风格。

据统计，鲁迅或翻译或评述、译述过的俄苏作家达37人之多，俄苏作家在他译述过的外国作家中居于首位。在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接受与吸收中，鲁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分析，以“拿来主义”为立场出发，不仅显示了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一脉相承，同时充分汲取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显示出鲁迅文学思想的开放性与超前性，表现出一位伟大作家可贵的精神追求与探索，为后世作家昭示了成功的奥秘，也提供了可资仿效的经典范例。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5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