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伯山(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位处江南，遥望东海，“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秦时始设黟、歙二县，西晋之后的新安时代到来，这块土地开始接受北方中原世家大族源源不断的迁入。土著越人与中原客人的充分融合，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各个宗族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礼仪之邦形成。

宋宣和三年，徽州府设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徽州”的概念出现。然而，徽州时代的真正到来是在南宋以后。“靖康南渡”，徽州遭遇了自魏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之后的第三次移民高潮，这块面积仅一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本是山多、地少、土瘠，却出现了“人稠”的现象，生存问题产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开始成为徽州人的千年之叹，创新与创业成了徽州人的宿命选择。

以“治生”为准衡，理性的徽州人突破中国传统的“四民观”，将具有身份等级意味的士、农、工、商，回归为安身立命的四种职业。

读书及第可以进仕。于是徽州读书之风很甚，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山间茅屋书声响”，“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东南邹鲁”之风形成。

教育发达，夯实的是徽州社会的人文基础，直接带来的是科举业的成就。宋明清三代，徽州本籍中进士者1242人，素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的佳话;仅休宁一县就出过文武状元19位，堪称“中国第一状元县”。

“寄命于商”是务实的徽州人另一条生活道路选择。南宋以后，徽州人纷纷走出大山，外出经商，形成“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八百年的徽商，足迹遍天下，曾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辉煌，既为徽州本土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也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

或许是历史的垂青，在徽州时代开启之初，一位圣贤诞生，他就是新安朱氏九世孙朱熹。很快，北宋大儒程颢、程颐兄弟也被认同为新安程氏后裔。徽州是“程朱阙里”，对此，徽州人无比自豪，也有了担当。深深的“阙里情结”，背后落实的是儒家文化在徽州乡村民间的厚实沉淀，儒家文化价值观构成徽州人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与核心。

在徽州，山是稳重与刚毅的，水是激情与开放的，这会影响到徽州人的性格;生存压力的持续和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禀赋叠加与共振，塑造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了徽州人在各行各业的精细投入，徽州文化的庞大体系由此形成。

徽州文化被誉为宋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标本，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印刷出版、医药卫生、宗教信仰等领域和在社会关系、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传统工艺等方面，都具有非凡的创造和突出表现，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徽州文化流派有20多个，各领风骚千百年，在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徽州文化的魅力还在于今天有大量遗存。这里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黄山，有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和宏村，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1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徽州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和程大位珠算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另有23项是国家级，75项是省级。

徽州文书的遗存目前已发现百万份，上至南宋，下至20世纪80年代，均是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反映的是徽州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具体实态。

一方水土孕育的文明，近百年来被一代代学人整理、研究、定义和认识，关于徽州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诞生了“徽学”。

这是学术研究的一方新天地。早在清末民初，国内外就有人专门研究徽州;之后，郭沫若、吴晗、郑振铎、傅衣凌等一批著名学者，都开展了关于徽州问题的研究，奠定基础;90年代后，徽学研究趋于火热，国际化学术交流全面展开。1993年10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安徽大学、黄山市社科界联合主办了第一次全国性徽学学术研讨会，之后的7年，有关徽学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连续召开了8次，密度之高、影响之大，为学界少见;各种研究组织和机构相继成立，在日本、韩国等地也有相应的研究团体，徽学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进入新时代，徽州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与开发，强势而有序;徽州文化生态的概念，深入民心;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全国首个跨省生态补偿试点，已经形成了“新安江模式”。徽州文化正在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徽学研究充分体现出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充分发挥为现实服务的智库作用，真正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

千年徽州，传承优质文化;百年徽学，继承时代新使命。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5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