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推出了一档大型文化栏目《故事里的中国》。栏目以“戏剧+影视+综艺”的呈现方式，通过经典片段演绎和主创人物访谈，再现经典影视故事背后的情感力量和时代精神。在已经播出的节目中，栏目带领大家重温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平凡的世界》《林海雪原》《焦裕禄》《凤凰琴》《渴望》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故事里的中国》中出现的影视作品，大部分改编自文学作品。这恐怕不是节目编导的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在影视艺术史上，很多名垂青史的优秀作品都改编自文学作品。

1933年，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春蚕》被视为“文坛和影坛的第一次握手”。从此，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家》《铁扇公主》等电影受到普遍欢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改编电影成为创作主流。根据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祝福》《我这一辈子》等电影，成为新中国电影艺术的代表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国电影赢得国际性声誉的电影如《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尤其是作为新时期中国电影代表人物的张艺谋，其导演的20多部影片，几乎都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电视领域，《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围城》等改编自文学经典的电视剧，已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时代经典。放眼世界，电影史、电视剧史上熠熠生辉的经典作品，大多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

可以说，自影视艺术诞生以来，一直源源不断地从文学宝库中汲取养分。正因为有了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的滋养，才使电影从一种民间杂耍上升为一门新兴艺术。世界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把电影看成“前排观众眼里的戏剧演出”，导演张骏祥则认为电影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学成就了电影和电视艺术。尤其是对有着悠久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影视剧创作来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传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遗憾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远离文学，改编自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剧越来越少。在电视剧领域，观众看到了一些不尊重历史的抗日神剧，以及缺乏文化底蕴的玄幻剧、穿越剧、宫斗剧等。在电影领域，随着电影市场规模的井喷式增长，肤浅的、以吸金为目标的快餐式商业电影越来越多，而有深厚文化积淀和较高艺术成色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对于投资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的电影和电视剧来说，追求商业票房和高收视率、高点击率，无可厚非。但如果影视作品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无视观众日益提升的审美需求，迟早会被唾弃。近年来，粉丝电影的式微，流量明星成为票房毒药的现象，足以说明问题。在略显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环境下，影视创作者要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品质和文化含量，创作出像《故事里的中国》中出现的那些受观众欢迎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一个可行的路径是让影视创作回归文学，回归艺术。而对文学精品进行影视改编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当然，这种基于文学精品的创作和加工不能与时下流行的所谓IP至上主义的改编画等号。基于文学精品的改编选取的对象是有较高文学价值、可通过视听艺术呈现其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属于严肃文学，有丰厚的文学性。而近年来流行的所谓IP影视剧，其依据的原始文本往往是文学性不强、文学价值不高的网络通俗文学。

美国电影学者杰·瓦格纳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移植式”，即“直接在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其中极少有明显的改动”。第二种是“注释式”，即“把一部原作拿出来以后，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改动。也可以把它称为改变重点或者重新结构”。第三种是“近似式”，即相对于原著小说而言，影片要“善于表达近似的观念和找到近似的修辞技巧，只从它们的原始材料吸收一些线索”。无论哪一种方式，在进行影视改编时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创作出好的影视作品。比如，《故事里的中国》刚刚介绍过的电影《凤凰琴》就属于“移植式”改编。电影用质朴的视听语言很好地诠释了原著的意蕴和内涵，是一次成功的忠于原著的再创作。代表当下中国科幻电影高水准的《流浪地球》则属于“注释式”的改编。影片采用了刘慈欣原著的故事主线和背景设定，但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造性加工。相比之下，同样是科幻巨制的《上海堡垒》在改编时，未能保留原著的精髓，导致票房和口碑的双向失败，成为科幻作品改编的反面教材。“近似式”改编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创作方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姜文的《让子弹飞》等都属于“近似式”改编的成功作品。当然，这种创作空间更大的改编方式如果运用不当，也会失去改编的意义而成为败笔。如《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影片，就是“近似式”改编失败的案例。

总之，影视艺术史已经证明，文学是影视作品深度和厚度的底色与保证。只有让影视艺术创作尽可能回归文学、回归艺术，影视作品才能拥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价值。

（作者：崔颖，系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